万卷书 - WANJUANSHU.COM -军事天地-军事小说-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洛伊宁格尔）

第四章　中国的干部问题

内容提要：第五个现代化——行政管理的纳税人观念和雇员意识。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都可以作为权力异化的条件。像官僚主义开战。毛泽东死不瞑目。含泪的妥协，是为了政权的稳定。监督权也是一种权力。幻觉，监督权可以不遭受污染。把希望寄托于民主，就等于把女儿嫁给了魔鬼。法律，保留孔眼是为了不使它成为绳索，于是它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一张什么也捕捉不到的网。唯一的抉择和出路——坚决制约权力！在观察中国的社会状况时，有一个难以鼩避而又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即中共干部阶层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性质归属及解决方式是什么？毛泽东把中共的“大官”称为“资产阶级”，这显然不是情绪偏激时的用词不当。研究毛泽东晚年历史的专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在对待社会各阶层的态度上明显有平民倾向和愤世色彩，而他发动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即清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对象是什么呢？如果按照通行的解释，即刘少奇的忽略政治注重经济增长的路线及其拥护者，那么很难理解毛为什么以打乱一切秩序彻底发动民众的方式去解决这种纯粹的思想路线之争。而且，这种解释也离毛的本意甚远。毛泽东是把他的党内的官僚阶层当作一个阶级去反对的。他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即平民与大官之间的阶级斗争。搞清楚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毛的头脑中“阶级斗争”的概念的正确阐释，可以成为把握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基本脉络的钥匙，并为毛泽东晚期行为和政策指导方针找到更合逻辑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基本看法在１９５７年夏季以后发生了急剧转变。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曾幻想过要建立起一个和睦、谅解和家庭气氛浓厚的田园诗社会的话，那么在这之后他变得非常悲观，一再强调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阶级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甚至危言国家变质问题。两次庐山会议上他都公开提出了要重新上山打游击的问题。这种危险性是现实的、急迫的，毛有时流露出恐惧和沮丧的情绪。他的根据是什么？蒋介石及其残败的军队已经不再对毛构成威胁，而且他也从未把他们放在过眼里。国内残存的敌对阶级势力实际上也微不足道了，毛虽然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这些孤立的个人已经很难真正堆共和国发动攻势了。实际上毛对国内的安全工作是比较放心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怎样呢？我看缺点是有，但是跟国外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毛在６０年代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仍对残存的地主分子表现了极为宽容的态度。他强调的是对他们的改造、教育和分化，并且断言地主分子中的一部分已经改造好了。１９６４年５月他甚至意味深长地对四位副总理说：“一定要很好注意阶级斗争。……不能唯成份论，马、恩、列、四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毛泽东这里讲的阶级斗争显然不专指甚至是不包括队在土地改革时期单纯按照财富数额划定的敌对阶级的家庭成员的斗争的。美国为首的国际仇华集团的武力对中国构成一定威胁，但是它们的存在仍然不是“国家变色”的主要原因。毛对美国军事威胁的判断是轻松而又准确的。１９６０年３月他说：“美国和我们结的仇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不仅现在有效的间歇性，而且将来有较大的间歇性。”如果把间歇性理解为矛盾的暂时缓和或缓解，那么１０年以后尼克松总统访华就已经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而毛在此后仍喋喋不休地大讲阶级敌人的威胁和国家面临的改变颜色的危险。毛泽东头脑中的阶级敌人，究竟指的是谁？那个阶级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转变的过程。最早的问题应该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一般认为，右派知识分子用出言不逊的方式攻击共产党，甚至要求国民党回来，这些言论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刺激，并由此而改变了他对阶级斗争状况的判断，这种推断是符合逻辑的，而且也有明确的事实证据——３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终身戴上了识别政治身份的标记。但是这种推断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毛在发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开门整风运动中的斗争目标是谁？毛在确认右派知识分子是敌人的同时，是否也把整风的目标修定掉了？如果没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仍是他心目中的大敌，那么他将采取何种作战措施并且选定什么时间重新对他的党内产生的“大敌”开战呢？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刚一结束立即就又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党内敌人的斗争上。他甚至宁肯从宽发落右派知识分子也绝不会放松对党内问题的注意。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宽容大度地表示要对右派知识分子给予出路，他说： “几年以后，把心交了，摘掉帽子。”交心，仍然是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和方法，而几乎在他讲这番话的同时，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趋向提出了一个令人心惊的新概念：党的干部中的特权分子正萌发成一个新的阶级！为了从根本上阻止这个阶级的生成，毛在这一年稍晚时候召开的“北戴河会议” 上突然非常幼稚地提出恢复“供给制”，即恢复在战争年代对干部实行的低消费标准的配给生活用品的制度。毛的建议在理论上是原始而有笨拙的，但他的用意却是极为明显的。当全部生产资料都收归国家所有之后，干部将作为国家的代表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这样，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发展到侵剥工人、农民，最终以这种形式生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毛泽东力图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 “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被毛一再提及并加以创意性发挥。毛企图用这个概念说明即使合理的、公平的“权利”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通俗或政治化的解释是：干部因为战争功劳以及担负领导指责，他们领到较多的报酬。这种比一般工人高出很多的报酬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这种权利以及为了维护并扩大这种权利使他们自发地组成一个新生的阶级。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的一次讲话中，对一些努力争取较高级别和较多工资的干部进行了最严厉的斥责，他决定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牌子挂在这些干部中民愤最大一些人的脖子上。在一周以后，毛经过认真考虑，郑重宣布中共内部有两个派别，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两派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刘少奇及其官吏体系的。文革中对刘的“反动路线” 作了系统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都是牵强生硬的，直到现在仍无法明确找出毛与刘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与经济基本战略方面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点。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回答红卫兵非法审讯的提问时也对此大惑不解，她在气恼的情况下把问题归结于毛的心胸狭隘和个人尊严的维护上。她说：“我认为他（刘少奇）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１９６６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 对于红卫兵提出的刘的其他罪行，王光美女士都一一举证刘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经请示毛以后才执行的。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刘少奇的“最大错误”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问题上没有找到与毛泽东共同的语言。毛泽东的忧虑是隐藏在内心的，他虽然也多次公开披露了他对党变修国变色的警告，但这些议论常常与阶级斗争车在一起，使他的同事们根本无法揣测他的本意。他讲得越多，刘及其同事越下手狠抓恨斗残余的敌对阶级分子，红卫兵时期甚至采取屠杀手段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分子。毛的内心隐忧大约只有张春桥等少数几个人才真正把握到了。另一个有趣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据未公开披露的材料说，邓小平在被放逐到江西省进行劳动改造之前，曾与毛泽东进行过一次谈话。邓在谈话之中对毛之所以选择林彪元帅作为接班人的原因作了评论，他说林是“无功受禄”。毛泽东笑着回答说：“你也不必就此大泄不满。” 邓以他的精明点中了问题的要害：林彪因长期在家养病而逃过了被毛列入“大官”阶级的厄运。有类似情况的大约还有其他几位后来也爬上高位的人。邓小平在当时只能发现毛与林之间亲密关系的表面原因：喜欢被人奉承和善于厚颜无耻地奉承领袖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不令人羡慕的联系。邓直言不讳地预言林不会有好结果。邓低估了毛，因为毛很快就对林也失去了信任。林的过分热情的奉承词语使他感到不舒服，但这仍不是主要原因。林无功受禄，一旦挡了大官（接班人）并且还想得到更多的权力时，立即就被对“大官”保持天然警觉的毛列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国的这段历史颇像封建王朝中屡见不鲜的官吏沉浮演义。但是决定官吏沉浮的人物是毛泽东，而他绝不是一位封建皇帝。影响他对官吏取舍的使他头脑中那种越来越强烈的隐忧——共产党的大官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民的对立物。这种隐忧仍然未能形成准确而有力量的理论语言，而只能借助阶级斗争和国家变色等咒语似的警告传达给别人。当然，别人也只能盲目地捕风捉影地去抓“阶级敌人”，这无疑又增加了毛的苦恼。其次，１９５７年整风中的确有一些老干部如柯庆施等在毛泽东的耳边对知识分子进行诋毁，称他们要夺共产党的权。知识分子的一些过激言论也的确激怒了毛，但是，运动的突然中途变相真是一场有预谋的引蛇出洞吗？知识分子反映的中共干部腐败的事实对毛没有一点触动吗？他决心要掩耳不听，为部下遮掩吗？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忽略了这个事实：１９５７年夏季整风运动期间，各地汇总的有知识分子揭露的中共干部腐败无能事实的材料曾在一段时间里大量飞到毛泽东的书桌上。毛曾日以继夜地看这些材料。他对自己的老部下和哪些仅凭战功升至高位的农民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他完全可以分辨出这些揭发材料的真假和是非。令人最惊异而又最难堪的是：干部腐败无能的事实几乎全是真的。的确，毛后来把棒子抡向了头脑发热、同样有一腔爱国激情的知识分子头上。但这已经不是是非选择，而是一种政治抉择，毛不能因为身上沾污了狗屎就把自己杀掉，他必须保卫共产党的政权。毛这样做肯定是不安和痛苦的。１９５８年以后毛泽东有两个重大的个人变化，一是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和几乎全部国家事务工作，退居二线；二是他从此放弃了他曾深感兴趣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且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里再未重新拿起过《资本论》等书籍。按照他的秘书邓力群先生的说法，毛已对纯粹经济学或经济现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开始关注经济体系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虽然与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失败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党内干部发生的问题在缠扰着他。他在思索，究竟有多少人实际反对社会主义。发动大跃进也是这种思索的一个结果，他企图借助列宁式的无报酬劳动来洗净干部们身上的细菌。随着经济上的失败，这个思想改造工程也未取得成果。毛以后没有重新尝试过无报酬劳动试验，但净化思想和纯洁意识却成了他念念不忘的一个大题目。他强迫自己必须迅速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去纯洁干部的思想改造他们的世界观。刘少奇的方法是笨拙的。王光美承认：“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刘少奇组织领导了１９６４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明确提出了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斗争。但是运动中倒霉的认知是那些挂着牌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些多吃多占的“小官”。毛对刘的不满是在这一时期加剧的，因为他已经对刘在这场运动中的做法有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坏印象。反修防修，防止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必须解决“大官”的问题，而刘对此无动于衷或根本不予理睬。中共的党内肯定不乏拍马者。丹林彪后来的成功肯定不是他的拍马术取得了回应效果，因为毛泽东在这方面仍保留着超凡脱俗的气质。林彪经过长期的冥思苦想，凭借自己的机敏和与毛同为农民出身这个有利条件，终于摸准了毛的脉搏，独出心裁地开出了一剂反修防修的药方：大抓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实际上仍是净化灵魂的老一套，但林毕竟贴近了毛的真实意图，从而获得了赞赏。如果再加上邓所说的“无功受禄”，免去大官之嫌的原因，林被迅速提升并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就是当然的事情了。有一个事实也是极为重要的，在党的中央一级领导成员里，真正保持了农民式思维习惯和俭朴克己式生活习惯的只有毛与林及朱德等少数人。其他的领导者如刘、周、邓等人则由于经历不同而另有不同的生活情趣及学识修养，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不仅从表面上构成了不和的一个原因，而且也为毛的反大官思想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毛泽东在１９６０年写下了《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在这篇笔记中他突出提到了干部子弟问题。毛认为，由于苏联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结果旧式的等级制度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了，只有干部子弟才有提升的机会，而农民和普通工人却没有。这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这种有害的倾向也会给中国造成威胁。但是毛在笔记中对中国的干部子弟问题只是比较温和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 有些学者认为毛在当时既已提出干部子弟由于将继承父辈的地位和特权，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并在延续几代后转化为一个阶级的看法，这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毛作为中共最大的一个干部和一个父亲，在他的一生中至多只是对干部子弟的特权有一种替平民感到不公的感慨。他晚年支持平民子弟张铁生上大学和对没有特权关系走后门的插队落户青年家长李庆霖的同情的事例可以证实他的这种不平之感，但他的注意力始终是放在握有权力的第一代人身上的。１９６４年前后毛对党内腐败现象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现在几包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一十七，大批机关干部去农村和城市街道等基层单位进行为期一年或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干部的工作成绩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挖出更多的坏人以及发现更多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以印证毛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存在的论述。许多事例带有人为加工甚至是创造的痕迹，但是绝大多数丑闻正是中共基层干部低文化素质、低道德水平和工作能力骄横狂妄的真实反映。这些材料源源不断地上报到毛那里，反过来又增加了他的愤怒和忧伤。国家的权力如果是掌握在这样一些人的手里，我们的国家还能不变色吗？他不断地这样问别人也问自己。也就在这一时期，他对列宁的思想作了发展。列宁认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来自每日每时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而毛却认为这种小生产能够与党内的有特权的当权者相结合，并且有后者的腐败变质生成资产阶级。问题的焦点甚至不在于腐败，不在于你娶了地主的女儿就去替地主讲话，而在于权力的腐蚀作用。究竟用什么办法来保证权力不为个人所用而成为特权，用什么办法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控和制约不使它发生异变呢？毛泽东在他以后的２０多年余生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作了各种大胆的试验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大动荡大瓦解大夺权的试验，但他在晚年时还是发现一切照旧。他失败了。一般的看法是毛泽东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两个，而这两个原因又不是共同存在的。西方学者倾向于同意毛泽东的判断，即中共干部握有特权的事实已使他们成为公众的对立物，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死板模式下根本无法克服的社会死结。毛泽东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原因在于他的经验和眼光过于狭隘，既不可能吸取西方的民主政治经验又不可能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点入手去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是主张资本主义补课论。共产党依靠农民军夺取政权以后，合逻辑的社会改造方案是在专制政权的庇护下发展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建设。中国的情况是１９５７年以后彻底地实行了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从农业封建社会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跨入了马克思社会发展链条的下一阶段。这样，社会公众包括干部的文化、知识、意识水平和法律观念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进行破坏性干预。换句话说，合乎社会自然顺序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要借用社会主义的外壳顽强地发展自己。因此，干部特权化或资产阶级化是难以避免的一种自然现象。它对仰赖社会主义生产来逐步改善自己生活的广大平民公众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不合理。但是不合理的基本原因是社会内容与它的外壳严重脱节，这种矛盾无法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得到解决。中国比较保守的理论家认为党内阶级斗争只存在于毛泽东带有神经质的意识中，事实上并不是普遍性的社会矛盾。毛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是因为他没有治愈他的精神疾患。另一种更轻率的看法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和党内干部腐化变质的恐惧和紧张，是因为江青、康生之流不断在他耳边吹风的结果。康生的确和毛泽东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的思路比毛更狭窄，他试图循着毛的定论推演出一个哲学的结果。康生告诉毛，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党内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表现为干部在思想上的麻木和腐败。毛对康生的结论未置可否，他当时关注的要点依然是权力和物质利益之间的那种惹人讨厌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被利益腐蚀。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毛泽东有是对这种必然结果感到十分沮丧。文化革命中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有一篇讲话，莫名其妙地怀念起战争年代的生活。他说：“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旧事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进城市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应该说，毛泽东的思索已经接近了问题的最本质的要害：社会依据什么对它的成员进行物质利益的分配。在生产资料完全公有的情况下，权力（包括官职和年资）事实上已经成为分配的一个重要筹码，这是毛泽东对党不满意对社会感到愤怒的主要方面。（毛泽东有幸没有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权力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了能够直接交换钱的物质商品）。但是只要有管理就有权力，国有化的社会资产只能依靠或通过干部去管理。权力是一个无法鼩避的客观现实。毛泽东的思索在这一点上走上了歧路。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对权力本身做出动作，例如设法削弱它、分散它，对它进行最严密的制约和监控。战争年代的经验是毛泽东不可能对权力的集中发生怀疑。大权独揽，在他看来是战争获胜的条件，也是经济工作高效率的一个条件，当然他也承认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或主要原因。毛不愿意把权力分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无法放弃党对一切的领导权。１９６７年７月，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市夺取了政权，新政权的组成完全按照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则，所有的“服务员”（即市政府成员）将通过普选从普通公民中产生，工资待遇不变，他们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以争取支持，未获支持就意味着撤换。上海新政权的名称即上海公社。毛泽东对这次直接的民主试验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他把张、姚召回北京，命令他们把公社改为革命委员会，他斥问道：“还要不要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次试验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在已经相当混乱的社会里他只能制造出现多的混乱，但是这个试验的进行及被制止，及明确地验证了毛在对权力进行限制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他宁肯承认“党不那么好了”，也绝不肯放弃党的绝对统治权。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维持统一的唯一保证。毛没有糊涂到放弃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去争取公平合理的程度，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张、姚的试验极又可能曾经是毛的一个想法，他后来又制止了自己。不可能对权力本身做出动作，那么毛剩下的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千方百计地对执掌权力者进行提纯和净化工作了。前面已经硕果，毛泽东者为民族的奉献者用了他余生的２０多年时间和精力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成就甚微。在他临终前不久，他不得不承认：走资派还在走。１９７５年他又一次重提“资产阶级法权” 问题，又一次被江青和张春桥用来作为权力竞逐和整人的武器。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位老人。不仅仅是毛泽东，用内部整治的办法使掌权者更廉洁是共产党历任领导者的习惯做法。毛泽东之后，华国峰和邓小平都进行过极为严肃的整党工作。但是除了在公开宣传中所罗列的那些成果之外，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中国大陆的社会风气和共产党干部的廉洁作风，都远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的６０年代了。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战略。我们必须对毛泽东关于党内阶级斗争的思索和实践做出评价，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毛泽东这个人，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将使我们能够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矛盾状况以及正确测定它的走向。毛的这以理论在实践上是完全失败的。这里甚至可以排除林彪元帅和江青女士等极左拍利用和滥用这种理论去整人的情况，这种理论的实践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党内斗争的残酷化。周恩来讲过错话、作过错事，其他人也都是如此。中共现任的或已经卸任的高级领导人是几乎都在自己手里出过几起冤假错案或整出过几个右派分子。很难完全用违心这个词来推诿搪塞。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的这一思想是作为指导方针被全党心悦诚服地接受的，而在毛泽东仍然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和全社会都没有能力也没有一项成熟有效的制度使他们能够制止毛的错误。抵制者中胆子最大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他敢于违背毛的意愿去否定那些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但他也很轻易地就被毛又一次赶出了中央委员会。在毛泽东时代，党的廉洁风气和干部的俭朴奉公是值得称道的。令人怀疑的是这种廉政是出于自觉还是迫于威胁。很难认定这是毛泽东对干部进行世界观改造的结果，谨小慎微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地位的不稳定，始终处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风浪中，这使他们不得不注意收敛自己的言行。有效的严谨的监督机制从未建立起来，依靠公众监督被证实只是一种空想。群众虽然有贴大字报公开披露事实的权力，但干部本人及干部所依靠的另一部分群众也有贴大字报反击和进行打击报复的权力。从文革中后期开始，一般群众不敢也无法再对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权力对毛泽东的反击也是肆无忌惮的。正是在文化革命中，普通社会公众才亲眼目睹了什么叫特权以及特权的效用，而在此之前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特权问题的激愤议论始终处于似懂非懂之中。关系网在权力之间建立起来，一切紧缺物品或凭票证供应的商品都可以通过关系轻易搞到手。汽车司机、有处方权的医生及住房管理员成了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北京高校首批招收的理论上完全由基层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入学学生总数的５０％以上，而解放军官兵入学者的８０％是将门之子。其余非干部子弟学员也大都与基层实权人物有瓜葛牵连。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言评论这种状况，说，后门堵住了，但墙壁推倒了。毛自己已是心灰意懒、无能为力了。福建一位小学教员向他写信抱怨自己无能力走后门，结果下乡的孩子不能进城安排职业。毛泽东也只能给他寄去３００元钱以表示安慰和歉意，一个“国王”因对官吏管教不严而对臣民表示的歉意。邓小平信奉的一句哲学名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１０年以前中共高层的凡是派曾对这句话进行了认真的挑剔，但是也没有找到它的明显疏漏之处。但是用后来中国人的实践再去检验这句哲学名言时，可以发现它在指导人们认识事物，特别是认识理论性事物时有严重的误导性。理论是一个系统，如果因为它的输出信息错误就否定了系统的全部组成部分，这是不公道的。就如同一道多步骤运算的数学题，不能因为得数与正确答案不符而一概否定全部运算过程。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倒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理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具有相对值，其实践的结果因时间地点的变迁有可能完全不同。毛泽东的理论完全或永远也没有合理之处吗？根本否认毛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是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性臆想，这是不公正的。１９８９年的北京大动乱，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尤其是共产党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不满而激起了公愤。共产党的作风问题一定会形成社会问题，这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就有的看法。他在那次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说：“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普遍对特殊化现象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相隔１０年以后，即北京事件平息以后，中国的人大代表郑旭棠先生在香港《文汇报》撰文说：“根据内地１００多名记者就１９８９年时大难题进行投票的结果显示，为政清廉问题高踞于第二位，仅次于物价控制问题。” 相隔１０年，问题依旧。中共不是没有下手解决，而是没有获得改善和好转的迹象，甚至有泛滥、恶化的趋势。如果１０年前干部特殊化问题被“少数坏人”利用搞了一个西单墙事件，１０年后为政清廉问题则被同样的坏人利用搞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社会动乱，再过１０年，还会发生些什么呢？郑旭棠先生在文章中质问道：中共“为什么面对党政机关内的贪污受贿行为蔓延却表现得一筹莫展、软弱无能呢？” 这个为什么肯定是令中共感到不快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无意对这种腐败行为纵容，而是下了很大决心要彻底整治的。１９８０年３月，中共元老之一的陈云就告诉邓小平必须抓住反腐败问题不放手。他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以后曾几次转述陈云这句箴言式的警告。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邓对腐败现象的评论是：再不治，中国要变色！３０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有变色的危险。３０年后邓小平又重新提出了相同的警告，仅仅是巧合？所不同的毛泽东那时所看到的只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看到的也仅仅是干部特殊化，而到了１９８９年，共产党面临的则是一批人的腐败了。问题仍然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治理。一些人宽慰邓小平说可以用加强法制的办法解决，但是这仅仅是宽慰而已。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它的议会制订通过了数十种法律，但是党和社会的腐败行为几乎和法制建设同步增长，毫无收敛迹象。法律的执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当社会产生腐败时，执法行动也难逃同样的厄运。它不是神仙，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根据中国的报道，中国各级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努力与自身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如果社会指望法律去清洁的话，法律机关的清洁问题又去指望谁？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存在着。如果说１０年前官员接受小额馈赠还必须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那么现在收受大额贿赂已经是一种半公开的行为。道德观念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不仅不再对地下金钱与权力的交易进行谴责，反而有了默认甚至赞同的色彩。公众情绪也开始麻木，不再对社会风气好转抱有奢望。据一项调查，１０年前社会公众的心理是盼望能有传说中的包公式清官出来治世，一部歌颂新包公的电视剧《新星》轰动全国，现在同类题材的节目被绝大多数观众冷落。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回到毛泽东那里去？会不会重回毛泽东？邓小平坚决认为资产阶级是在党外的，它们不过是利用共产党内的腐败以次为借口打倒共产党。他说：尽管反腐败是某些人借以打倒我们的口号，我们仍然准备认真办。中共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在１９９０年７月庆祝党的生日时说：要反对和平演变！这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并非从头错起，每一个不对中国怀有恶意并且能够用研究的目光观察中国事物的人，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毛是一个神，人们也许要过许多年以后才能理解他。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当人们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并又一次真心地遵循毛的教导去行事时，已经积重难返，中国已经不可阻遏地滑向了另一股轨道。另一股轨道，是捷径吗？它能通向繁荣和富裕，安定和统一？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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