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卷书 - WANJUANSHU.COM -军事天地-军事小说-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洛伊宁格尔）

第三章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孤独的民主斗士

内容提要：１９５７年那个夏季，谁应承担罪责？知识分子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必须经过一座桥梁。是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的反叛精神，这一代人却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清醒者的思考和当权者的隐忧。写大字报是非法的——彻底断绝了言路？西单民主墙。两个目标：新闻与言论自由。旧式民主活动的终结——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民主理想：自由、自由、自由；政府的有力回击：责任、民众！苦闷、孤独、下海。考察中国大陆地区１９４９年中共建国开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的４０年中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全部政治性活动，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不令人鼓舞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虽屡遭打击但却始终不懈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公正和民主的理想，并发动了多次悲壮的冲击；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斗争运动无一取得过理想的结果，这不是指运动参加者的悲剧性结果而是指的是这些运动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理想的。明确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斗争并未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执政的共产党手中要求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并试图用民主来改造权力，并因而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我们只能称这些运动是旧式的民主运动。首先，这些活动主要是执政党的一种活动，或者是执政党内斗争的一种反映，它的目标是政治权力和政权形式，因而不具有独立性。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知识分子获得了一次充分发表意见和呼吁民主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热情和勇气最终证明只能是政治的一种工具。其次，这些活动虽然代表了一种健康合理的趋向并提出过民主政治的要求，但是其发展下去的逻辑结果不仅不会是这些要求的实现，反而是动机的一种必然反动。因此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往往具有反动性，使他们自己一此次地搬砖运石加固了禁锢自己的院墙。这不是策略问题所致，而是中国具体政治制度的自然发展所必须借助的一种形式。最后，民主运动并没有造就意志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利益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这些活动始终局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独立的知识分子圈子以内，因而只能是孤独的、苦闷的、无结果的经历与热情的虚耗。他所产生的只能是几个流亡于外国的焦急、悲伤而又无奈的思索者。他们在思索中国问题之前，应该更多地思索他们自己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究竟是什么？一、１９５７年的悲剧：罪责与惩罚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学者中只有一个一致的结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感情离异始于１９５７年初夏的“反右运动”。由于共产党未能平和顺利地渡过这一关，未能把握时机真正地争取到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帮助，从此这个党也就走上了一条失误多于正确的坎坷之路。但是对于上述论断相联系的另几个问题，至今没有人得出过令人信服的结论。在１９５７年初夏之前，中共却由于知识分子真诚合作的愿望和举措吗？这种合作仅仅是一种愿望还是存在着客观可能性？合作破裂的原因，是历史的偶然因素或客观条件所致，还是有其中一方的主观原因？对于准确地把握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将是一个关键，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共的执政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知识阶层，因为我们把中国的民主化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这个阶层的身上。１９４９年，中共从一个农民的反抗压迫的党变成了在全国执政的党。为了适应这一转变，中共不仅需要尽可能地吸引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建设，同时对自身也要进行专业化、知识化的改造。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甚至将能否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提高到政权是否巩固的高度一再向他的共产党同事们提出告诫。毛泽东的建议无疑受到了中共党内那些农民出身的将领的挑战，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证实这种情况。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不要知识分子也行。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鲁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无疑是很清醒的，但是这种认识存在着重大的隐患，如果把毛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些讲话也参照进来，我们发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大致有下列各点：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特别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重大作用；他们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他们是否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投降从而转变立场；因此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必须保持警惕，特别要保持工人和农民的领导权，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领导。毛泽东是个英明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宽容精神，但是他毕竟没有完全摆脱开一个凭枪炮夺得了政权的农民领袖的狭隘立场和高傲心理，这是中共未能顺利通过执政关的一个关键原因。毛对知识分子的有关看法作为指导思想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但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３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敌人”而惨遭折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从此不断恶化，与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偏狭无关。如果说毛泽东必须要为此承担责任，那也只是判断上的一种错误，而错误的原因则是感情、认识与经验的问题，并不是如他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由预谋地设伏，引诱知识分子把脑袋伸出来一刀切掉。这些化石无奈中一种并不高明的掩饰。从知识分子方面看来，他们对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是很高兴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早已厌烦、痛恨，而且还主要因为他们盼着有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从而得以施展自己报国甚至是救国的才干。这可以从钱学森先生等一大批海外科技界人士在１９４９年后纷纷返回大陆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热情、希望以及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这也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不详的种子。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两个方面都倾心结合，并且各自做出了最真诚最有善意的举动，但是在合作的最初阶段就大打出手，以至感情都受到最严重的伤害，从此再也没有亲近过。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这个依靠农民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发誓要依靠工人建设现代化的党，难道与知识分子真是一对天敌吗？毛泽东的学生、中共元老之一的柯庆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番评价：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柯是用男子评论婢女的口气去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共另一些地位较低的将领则只肯用品评妓女的眼光去看待知识分子。柯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几乎是毛思想的权威解释人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顾问。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轻蔑的态度和敌视，在这个农民成份很重的政党内部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并且反映出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执政党在感情上是排斥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感情上也同样排斥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理智上做出正确的判断。１９５６年初，毛已经指出排斥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他的党在执政以后出现的一种危险的不适应症，而这种病症将严重损害政权的质量。毛甚至还发现他的党同时也在脱离工人和农民，他把它归结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政权变质腐败的前期征兆。毛在这一时期曾多次与人谈起３００年前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近一个多月就迅速垮掉的历史掌故。他认为大顺朝皇帝李自成之所以很快失掉政权，一是功臣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很快变成了新官僚；二是李自成不该杀李岩，是政权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支撑。毛在那时隐隐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打江山可以依靠工人和农民，而坐江山绝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他虽然为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感到苦恼和不快，但还是为此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号召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级政府加紧培养“自己的秀才”，毛在亲笔写下的这个通知中强调“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措施是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工作，设法打通阻隔知识分子与政权的那堵厚墙，从而使执政党不仅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或不与知识分子为敌），而且能够领导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的政党。公正地说，毛泽东在他的党与社会产生阻隔是，首先是做出自我批评，认定症结的主要责任者和该打板子的是自己一方，并且明确要求中共向适应社会的方向转变，这都是极为难得的。那时，毛甚至有温情主义的倾向。他像一位善良而有耐心的家长，把全中国比作一个可以和睦相处的“大家庭”。家庭内部当然有争论和斗争，但是这种打斗不会出危险伤感情，不是“狂风暴雨”，而是嬉戏般的“和风细雨”耍耍脾气而已。为了创造出这种气氛和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严厉地要求他的党开门整风接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批评。这绝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式的浪漫举动，在中共党内实际上还存在一个人数不多但势力很大的派别，这个派别强烈要求党能做出适时的转变以求得更新。这个派别的领导人即刘少奇。因此，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就不是一个温情的幻想也绝不是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个主体性思想和善良愿望，即认真地平稳地温和地建设自己和全民族共同的祖国，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强国梦想。１９５６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作了三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从而明白无误地宣示了这个党的决心。这三件事是：１．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甚至公开地提到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２．明确提出曾指导党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毛思想不再继续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３．宣布基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常常会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困惑难解。这个党作出的一些决定有时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有时又极其明智准确令人由衷地赞叹钦佩。毫无疑问，１９５６年中共完全独立地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它的历史上的一次最英明的判断和选择。不管是处于什么原因，它能暂时地抛开陈腐的阶级斗争教条，把党的工作目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说明了这个党具有务实作风和国家利益至上的道德观念。更重要的事，它居然能够在维护了领袖权威的情况下，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弃就图新，并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在全世界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只有中共尝试了自我更新的自体反馈调适，这是罕见的一个例证。当然，如果中国从那时起能够平稳地走上中共为它选定的道路，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那条八大路线，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也许已经是世界的第一号经济强国了。２２年以后，邓小平在中共１１届３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的改革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１９５６年路线的重提而已。而在反对个人迷信和加强集体领导以及实现党内民主决策等问题上，２２年前的认识甚至是更自觉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是什么原因使中共在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议之后立即就偏移了自己的脚步并从此历经坎坷，开始了一连串极其荒唐的错误行动，直至发动文化革命把全民族拖入一场持续十年的劫难之中？现在，人们找出了多方面的原因来解释这次背离或叛变，但这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哪一个原因首先发生了作用，它作为诱发点终于引出了更多的原因发生作用，并终于在合力的推动下使中共从正确滑向荒谬。找出首先起作用的这一点对中国人尤其重要。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国家政治运作总是以极短的周期重复相类似的动作。为了避免重返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是应该知道更准确的情况吗？１９５６年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是艰难的。美国人不仅组织了一个敌视中国的国际同盟，而且实际上已经沿中国东南海岸布置起了一条军事封锁线。蒋介石在台湾似乎也待得不耐烦了，拼命鼓噪要向大陆反攻，“解放人民”。这些情况当然会引起中共的紧张和警惕，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共的决策，特别是对其国内路线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之前，中国的百万军队曾前出到朝鲜半岛，为支持北朝鲜的军事扩张而与美军和联合国军大打出手。这场双方死伤几十万人的战争在当时并没有完全结束，而这并不妨碍中共在１９５６年作出那个正确判断。所以说，国际原因如果起作用的话，那也只是被中共当做进行国内镇压的一个借口而不会是初始原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这一时期也是事端频频。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的 “布达佩斯事件”一直被宣传为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党内复辟势力勾结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恶性证据。中共对这两个事件的态度同苏联一样强硬，特别是对匈牙利事件，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先后与苏联党的首领进行交涉，催促苏联派出坦克部队进行坚决镇压以保全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找到两个证据证明中共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中共召开八大期间，毛泽东搞了一次政治意图明显的恶作剧，他决定同时会见对波兹南事件持完全相反的苏共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会见一开始，毛偏袒波兰人的倾向就极为明显，他一而再地赞扬波兰党的反叛领导人哥穆尔卡，并鼓动在场的波共书记奥哈布当着苏联的面宣讲波兰人的反苏情绪。在奥哈布讲过之后，毛笑容满面地表了两个态：中波两国过去是友好伙伴关系，现在依然是友好伙伴关系；如果哥穆尔卡在中国党内，我们不会开除它的党籍，允许他直抒己见。在场的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当时显得非常难堪。盛怒之下，他把波兰（奥哈布）和中国（毛泽东）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说他们是苏联的敌人。他说：“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种宣传的人。” 毛泽东则笑嘻嘻地望着他那位苏联同志发怒。事实上，毛不仅喜欢听“这种（反苏）宣传”，而且对波兰人满怀同情和尊敬。布达佩斯事件爆发时，毛泽东的态度明显暧昧，他是过了几天以后才决定支持苏联的强硬立场的。而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少奇发生了第一次明显的分歧。毛从匈牙利事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以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刘对毛的结论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反驳说，只有尽快发展生产、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险的最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复辟事件，既是对中共的政策有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刘少奇的意见也没有被毛泽东批驳，这就证明即使中共的政策会因此而转变，但转变的方向也不能肯定就一定是从八大立场的后退，更没有道理由此而决定把矛头对准本国的知识阶层。（但是必须承认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于在他的余生的２０年里始终不能忘记这一事件，并且形成了类似条件反射式的恐惧心理。“裴多菲俱乐部”、“纳吉”等字眼一再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他因而就一再地把这些异端当成帽子甩给他周围的人。这场恶梦一直做到他临终前。１９７６年，他又一次攻击邓小平“扮演纳吉的角色”。）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使毛泽东的温情主义幻想开始破灭，那么他在当时以及以后的２０年利始终认为“大家庭”的主要反叛者是他的党内伙伴而并非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是轻蔑的，因而他并不把他们当成主要危险，所以匈牙利事件不会诱发他发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中共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化，原有的各种派别的势力发生了重大调整。那些农民出身识字不多但凭借战功升至高位的将领失去了发挥自己专长并进一步获得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普遍存在一种失落感和抱怨情绪，并对越来越受重用的知识分子干部怀有敌意。这些将领在进如城市担负起管理城市的职责时由于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又使他们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并因此而极端重视个人威信和职位权威，而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骄傲风格又恰恰对这些束手无策的将领的尊严构成威胁。双方的矛盾如果还没有表面化那么也十分尖锐。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在极恨时曾粗野地把知识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 毛泽东的基本立场当然是偏袒帮助自己打天下的农民同事，因为战争的残酷充分地证实了这些人的忠诚。毛一再教训知识分子要放下：“臭架子”，服从文盲上司的领导，并威胁说，知识分子干部是否有前途，决定于这种服从的恭顺程度。但是，由于两方面在教育、知识、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诸方面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差距，因而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利益和前途不同的两个集团，并围绕着“打江山的能不能坐稳江山”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许多研究者指出，毛的统治思想的重要部分来自于对古代统治术的吸收和运用。中国历代帝王在打下江山以后无一例外地要对功臣进行大面积的诛杀和贬黜，这是稳固政权开创繁荣局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成功的政治措施。“狡兔死，走狗烹；帝国灭，功臣诛”，这是哀叹也是历史的总结。毛泽东不承认自己也是一代帝王，他坚持认为自己所领导的革命与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区别。把这种区别极端花绝对化正是毛犯错误的根源，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两种革命之间的基本相同点，即起义军的主体都是农民。毛决定不抛弃功臣。即使如此他还是遭到了许多抱怨。另一些中共负责干部肯定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将一些攻击知识分子的话，并试图用农民在战争中对他的支持和情谊打动他。在这种包围中，毛泽东的感情处在痛苦和矛盾中，但他的头脑仍能保持清醒。他在当时即使还没有产生走马换将，重用知识分子治国建国的念头，那么他至少已经认识到了他的农民出身的同事们已经不能胜任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工作了。１９５６年前后，一大批军管被贬斥回乡或进院校深造。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彭德怀等一批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地位开始下降。彭抱怨说：“我老了，对毛泽东没有用了，不重要了。” 仅仅在几年以前，彭德怀还临危受命，担任志愿军的总司令在朝鲜作战。他的抱怨说出了事情的客观本质：农民干部的作用已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反右派运动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主要针对彭德怀的反右倾运动。这两次运动的目标都是“右”，因而人们一直认定彭是右派知识分子的一个同盟，这实在是很大误解。人们只要翻看一下彭在１９５７年的讲话稿，就可看出这位元帅对右派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的。这两者之间的相同指出只有一点，就是都直接或间接地攻击了毛的独裁作风，而中共以后的历次斗争都与此相同）。事实上忘了老朋友的人的确存在，但这不是毛泽东，而是在中共党内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由于战争胜利转入城市管理因而地位上升的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一般认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是强硬的党的二号领袖刘少奇。中共的知识分子干部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谓吃过面包的，他们曾在欧洲或苏联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以后又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斗争。但是由于长期战争的残酷环境以及中共内部更残酷的清洗，建国以后仍留在高层决策圈的只有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个硕果仅存的人物了。（正由于人数少及较少势力背景，他们才可以稳坐高位）。另一部分则是参加了中共及其农民军的中共城乡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人数众多，是农民军中较有能力的一群，而且其重要性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在战争期间，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根据地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是由这些知识分子担任的，而在城市开展谍报工作并策动社会各界反政府活动则完全是这些党员去作的。实际上，中国城乡知识分子（主要是农民家庭出身的）不仅具有较高的实践经验而且也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正是那一时期中国最需要也最适用的一支领导力量。这支力量一旦在中共内部形成立即就显示出了其对权力的欲望和民主意识。他们不仅直言不讳地要求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而且还明白无误地表示出对单纯农民出身的同僚的轻视。在中央，刘少奇试图以民主的形式削弱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以中共八大为开端，党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只能保留在宣传口号中了。在党内，一彭德怀元帅位代表的农民将领集团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官集团的冲突随处可见。毛泽东身处调停人与仲裁者的位置，他虽然能够纯熟地玩弄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调动着双方的此进彼退并维持平衡，但是由于他的倾向和立场将决定任何一方的政治命运，所以，双方在对他进行全力以赴地争取的同时必然会对他产生更大的怨恨。从容、潇洒地游戏与哲学、诗歌和权力之中的万神之神有时会成为众矢之的和受夹板气，这或许正是毛所潜心研究的谋略哲学——辩证法。中共内部还有其他一些派别。他们在那时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他们唯一可以作的一件事就是仅仅追随着毛泽东，察言观色，或待机而起，或邀宠保位（如康生、毛夫人、林彪元帅）。这是一个稳固的三角架结构。元帅们与文官的较力构成了稳定的权力支点。许多评论家认为，毛泽东其实只要设法维持这种平衡就够了，他完全应该无为而治。而事实上这三方面谁都不能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积极进取，从而造成了最后的摊牌和翻脸。１９５７年在庐山刘少奇冷这脸庞馆毛泽东与彭德怀斗法，他那时的心情肯定是轻松欣喜的，然而当元帅落败之后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毛泽东了，这也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头号敌人并肯定溃败的命运。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终于将刘击溃以后，他自己既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可资利用的同盟者，这时，他身边的那些臣在消沉寂寞了多年以后终于有了一展拳脚的机会。他们把毛的偏激和歧见发展到极致，从而最终完成了打倒毛泽东的工作。三败俱伤，民族受损，这是在悲剧落幕时观众所能看到的一切。中共使这个国家的没有竞争对手的执政党，没有竞争，因此就无法顺利平和地完成自我调适更新，而这个党又恰恰地提出了更新政策转移工作重心的设想，这就不能不引发激烈的内部派争。这是避免无竞争条件下自然败亡的一种不得已的替代形式。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正处于举棋不定又左右为难的困难处境中。一方面是农民将领的牢骚和怨气在上升，揪住毛让他讲清楚，主持公道；另一方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文官们催促他迅速弃旧图新，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毛再这双重攻势下不得不稍稍后退，以从容地思考第一拳的反击应该先打那个方向。毛在事前及事情进行中从未真正构想过这一拳要打在与党内意见纷争毫不相干的党外知识分子身上。事实上，他是决定先镇压农民出身的将领的，因为他们在进城以后的表现已经一再让他丢了脸。第一个动作是党的八大会议上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没有彭德怀。紧接着，毛宣布打开党的大门，对“三个主义”打一场 “人民战争”。在这三个主义中，如果说官僚主义是文武官僚人人涉嫌的话，那么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就是明有所指的。这两顶大帽子或大棒子是专为那些在进城以后既愚鲁无知又飞扬跋扈的农民出身的中共各级干部预备的。事实已经很清楚，毛泽东经过痛苦的抉择后终于在感情上开始闯关，决心向自己的功臣、爱将然而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老朋友下手了。打可以不还手，但决不会不叫痛、含冤、申辩。愚莽者如彭德怀元帅是采取你操我的娘我就操你的娘的办法还击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终于抓住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小辫子而与毛刘翻了脸，甚至骂了一些粗话。毛泽东则以一顶“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轻而易举地把他击垮了。多数将军和党的地方官吏采取的办法要比彭德怀聪明有效的多。不是“敌国灭、功臣诛”吗？那么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敌国”并未灭亡！一大批“共产党政权并不稳固”、“阶级敌人”随时反扑的证据飞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台湾岛上的蒋军动向及国内少数及其民众骚动都被解释为政权岌岌可危的征兆用以对毛泽东进行恐吓。事实证明这些恐吓不仅有害而且有效，几年以后毛先生甚至害了终生未愈的恐惧症。１９６０年他发出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的指令，由忧虑而疑惧，他几乎把他昔日的所有朋友都怀疑成“定时炸弹”并坚决地打倒了，终至落得落落寡合，病老孤死。到了１９５７年，毛泽东的确已睁开了疑惧警觉的眼睛，开始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搜寻潜在的阶级敌人。但是，这一年对知识分子的一网打尽式的沉重攻击的初始原因还不能归结于中共内部这一派人对他的游说。这种游说只是提供了一种条件，这个条件要依据其他条件发生作用。不是初始原因不是说它不能成为继发原因或添加原因或前提条件。当你真正表现不当从而提出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时，这庞大的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工农干部群体决不会紧闭嘴巴或视而不见。他们所形成的舆论力量将借助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砍不断的亲情和友谊而发生极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表现得极其充分。男人对你露出笑脸时你就撒娇、“翘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完全不懂得无论从策略上还是从民族前途的最高利益上去考虑，他们都必须团结、尊重农民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并在绝大部分问题上做出坚决让步。１９５７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还远不具备独自管理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的知识、经验、能力、品德和威望；而国家也远没有进步到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管理的水平。或者虽然有了这种需要，但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参政所必需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是一种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大批工农干部接掌了国家的各级政权则是一种历史必然。于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知识分子在团结、让步、尊重工农干部的领导方面做得稍有不足，（即使是极其外行得愚蠢可笑的行政命令甚至是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官僚命令），都会触怒政权伤及自身，都是对国家的损害和对民族进步的一种犯罪。这里根本不存在具体是非，存在的只是大是大非和历史形成的现实。这一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太难了，对他们的要求又太高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集团，在政治上幼稚得几如顽童（我们以后还将看到，违背历史似乎已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性疾病）。在２５年以后的现在，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们仍感到委屈，拒不承认他们在当时确曾企图从共产党手中接取权力。这是不真实不可信的。或许那不是每个具体人的明确意图，但却使他们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表现出的一种毫不含糊的整体倾向。当他们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时候，当他们激愤地声言“共产党不如国民党” 的时候，这种倾向和政治意图不是再明确不过了吗？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不识时务不顾大局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屠杀了自己。全部问题或初始原因只能从这个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寻找了。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都做了什么。１９５６年夏季，中国信服地带的最大城市武汉爆发了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运动。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以大学生为主，并又相当多的中学生和教师、店员参加）。在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的口号。一部分学生向市民演讲时鼓动市民“勇敢地起来推翻暴政”。个别演讲者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中共地方官吏得劣行。据后来共产党方面的情报说，这次闹事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挑唆的结果，这似乎不可信，即使后来抓获以两个“特务”也有冤案之嫌。如果没有学生的激愤，挑唆是极难成功的。这次骚动应看作是共产党执政以后青年知识分子发动的第一次针对政权的示威活动。武汉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形成更大的连锁性声势，在抓了几个人以后很快就平息下去了。这次学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共产党和青年学生两方面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或者说是一个警告。知识分子和政权的传统对抗并没有因为共产党这个自称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的执政而终止，相反，对抗将以相互伤害情感的方式一再发生。为了避免对抗，双方各自应取慎重或收敛的态度。这或许是中国今后注定要走上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标志。遗憾的是两个方面似乎都没有从中捕捉到应获取的信息，而是分别选择了错误的斗争方式。１０个月以后，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对共产党的抗议和控诉运动。毛泽东和中共的错误在于他们决定采取的平息矛盾的方法。武汉事件已经透露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毛泽东仍然决定要开门整风。这或许是由于他太过自信，也太相信他的党与民众之间那种神奇的亲密联结关系。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他是不应该在矛盾已经趋向尖锐化，对抗情绪十分强烈而青年知识分子极不成熟的情况下，非常不合时宜地开始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和缺点。动机也许是善良的，通过对共产党及其干部的作风进行批评来缓解民众的怨愤者也是很有政治家风度的。但是，这个时机选择得太糟了，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跳着要自杀时你恰好给他系好了绳套，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的动机。许多人证实毛泽东在事后的确讲过开门整风就是“引蛇出洞”这类话。一个民众的领袖引诱民众犯错误再挥棒击之，这不仅损害了毛的形象，也玷污了他们自己的心灵。但是从更多的事实去分析，这句话不能作为毛对知识分子的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他的政治心理的阴暗与狡诈；相反，这只能证明他的行动不自觉、盲目和迷惘。事实上，这句话不过使他在事后为遮盖自己的错误及安抚老部下而做的一次拙劣的掩饰性表演。如同一个调皮的女人，先是对男人投怀入抱，后又哭喊着遭人强奸，再后是镇定自若地声称在施美女计以捕捉坏人。政治家们的痛苦就是常常言不由衷。局势一开始尚可控制，处理武汉事件的余威使知识分子们不敢轻易讲话，中共各级官员奉中央指示拼命动员他们开口（当局势翻转时，这些官员有的也成了右派，大部分则在政治良心上背上了包袱）。当青年知识分子终于开口提意见时，局势就迅速恶化了。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会议迅速变成了对共产党控诉的集会。一位大学男生拿出一件布满血渍的外衣，声泪俱下地控诉共产党在乡村实行土地改革是对他地主家庭的侵害行为；一位大学女生则揭发了她被农民出身的中共干部逼婚的经过。新婚之夜，她被那位农民咬得遍体伤痕。零一位青年教师则以挖苦嘲笑的口吻历数了共产党派驻大学的领导干部的无知、粗鲁和无能。这些会议常常以打倒共产党或相类似的口号结束。更多的控诉和揭发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醒目之处，任由人传抄散发。社会上已有共产党即将垮台的传言，一般社会民众对这类传言似乎乐得其成，并无反感。较有政治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提意见时所采用的方式及语言都比较缓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能戳在这个执政不久尚无统治经验且干部素质不高的党的痛处。上海的一位大学校长抱怨自己毫无实权，而党员副校长却大权独揽。一日该副校长因公进城将离校数日，临行前竟张贴告示云：在其外出期间其职务由校长暂时代理！这类笑料当然会引起公众对执政党的普遍性不满和义愤。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证据是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投降认错。（公正地说，这在前执政党国民党中是找不到先例的，这说明了什么？）北京一所大学的共产党员干部在听了学生的揭发控诉发言后，竟羞愧难当，当众向控诉者三鞠躬，并声言“代表党” 向该学生认错、道歉并进行抚慰。还有个别青年党员当众宣布要推出这个 “腐败、变质、暴政”的党。毫无疑问，中共基层党员的这种举动进一步助长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野心和狂妄。北京和上海的学生已经开始走出校园。一场风波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破坏性骚动。于是，毛泽东就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结果是悲惨的，几万名青年学生和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的权力，被发送到乡村或工厂去接受劳动改造；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从此再也没有受到社会的信任，没有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执政党也失去了一大批朋友和同盟者。这个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需要一个稳健的执政党，也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次运动似乎使民族同时失去了这两者。中共与知识分子失去了这次结合的机会以后，使中国丧失了民族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而在原地整整蹉跎了２０年。这大约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第一次进行民主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本意是争取民主进步，却得到全民族后退的结果，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仅这一次如此，下一次仍是如此！如果一定要说造成悲剧的第一位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成熟，这似乎令人很难在感情上完全接受，因为他们除了知识和一腔热血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并且在以后的２０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又一再遭到摧残、戏弄和折磨，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磨难最多的一个群体。其实，知识分子的不成熟的另一个意义是说这个群体具有先进性。当整个民族和社会还不具备民主、多元、科学的意识时，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幻想只能把自己与社会割裂，成为孤立与软弱的一群。回顾１９５７年的历史，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责任推于毛泽东身上，指责他的政治品德，怀疑他的分裂性格。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推诿不仅欠准确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同时，十几亿中国民众也不可能接受这种结论。一个伟大的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绝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原因而延宕２０年。１９５７年的悲剧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文化与古文明所造就的知识分子（包括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天生就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因而不可能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与领导民族前进的主体力量相结合从而发挥出自己的巨大的能量。答案只能如此。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不断重复讲述的这句古老格言实际上记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传统和历史。因为他们只是可怜的被豢养的一群，是这个或那个阶层的工具、附属品。他们的意志早已被阉割了，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单独构成过社会生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集团只是在与生产资本结合之后，才能逐步接近国家的权力并按照自己的要求和理解改造这个权力。者不仅是知识获得解放和应用的一个环节，也是国家进步所必经的一个程序。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就从来未有过与生产资本接近的机会，而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更彻底断绝了这种可能性。在实行完全国有化经济的中国，掌握生产资本的知识官僚话的国家，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官僚，但不会成为生产资本的真正主人。因此，他们对政权改造的热情与理想，他们对民主化科学决策制度的追求与争取，只能是社会的不合时宜的反动，毫无实际意义。中国一位很出名的民主派青年诗人说：“我们今天的牺牲，是后来者前进的铺路石。”诗句美丽，富有想象力，但这仍然是一句漂亮的空谈。政治体制的演化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所以，决策体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并不是前人的预演、流血牺牲或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争取到的，就如中共牺牲了无数生命虽然终于夺得了政权但并没有夺得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平等、均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共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兑现曾许诺过的公正与民主，这种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也没有得到的东西，怎么有可能给予别人呢？）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是一种经济产物，是科学的、自然的、合理有效的社会经济运作秩序的一种适当的反映或表现形式。只有当知识集团终于能够与生产资本相结合而不仅是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而且是经济成长秩序趋向合理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合理化才将是一种必然。这一结论适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切争取民主的运动的评价。也适用于对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政治风波的分析与观察。这些运动不是没有获得成功与胜利的可能（如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但是他们得到的绝不是民主与公正。二、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与炼狱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共同认定这是毛泽东个人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并且认定悲剧发生的原因在毛对革命纯洁性的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惧而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敏性反应。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责任推给两个阴谋集团——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和毛夫人的文人集团。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他们，而毛则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骗。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打发动，请注意，我们这里仅指发动而言，与毛泽东的理论偏颇有关。他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性和危险性；他断言那些曾跟随他夺取了政权的人正在变成人民头上的官僚，他们正在断送革命事业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 “官僚阶级”；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官僚阶级的斗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毛的上述三中理论倾向，公正地说只有最后一条即发动群众造反是偏颇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而这条错误也导致了文革的一切损害和灾难。至于前两条，他仅仅是说出了一种存在的现实。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头号走资派被打倒的刘少奇的看法也是这样的。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时为刘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她说：“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王光美女士仍要当众公开地讽刺毛泽东的“魄力”，可见对这种魄力的不理解甚至是愤恨的。事实上，打倒与被打倒的双方，也仅有这一点即发动群众的问题上有不同。现在中国的一些人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官僚阶级，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灾难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业将不会发生中断，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历史的发展及中断归结于一个人的精神过敏或冲动性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是事情显得更简单清晰。如果１９６６年中国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存在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将以什么形式爆发并可能把中国引向什么方向上去呢？解决政治危机的其他方法是什么？毛泽东显然对于这场客观存在的政治危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到了晚年，他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并没有能够解决好这场危机。临终前，他曾对华国峰、王洪文等几位托孤重臣讲了深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８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另一件是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血雨腥风”就是秩序被彻底打乱。毛对生命即将离他而去感到悲哀，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生存是中国秩序的一维护的全部条件，一旦这个条件失去，中国的秩序还有保证吗？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秩序毁坏的恐惧一直是毛泽东意识中一个沉重负担。事实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显现出来了。一党长期专政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毛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认识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伦纳德·宾德在其所著得《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后果》中所罗列的危机表象在中国全部发生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危机特征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发展上的主观意志及劳动者的低积极性，造成高耗低效和巨大的人为浪费，社会缺乏推动经济飞升的利益动力和机制；知识分子反权威情绪高涨，官民对立和校园骚动普遍存在，无政府倾向在酝酿中；为了稳定社会，政府会采取强制得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识统一的措施，并制造出“人民的敌人”。这些现象与中国当时的情况完全吻合。１９６３年的学雷锋运动，１９６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５年掀起的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都是试图用道德教化和纯洁思想的办法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从民众中“揪出阶级敌人”则是典型的专政或恐吓。这些现象正好说明了中国的政治需要它们，说明了危机的存在和不容忽视。宾德认为，社会危机实际是社会的变化向既有的政治结构发出了挑战，并使之动摇。中国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执政条件下以及实际完全国有化经济的条件下，中共的党员特别是它的高级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已由共命运共死生的关系演变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国家的代理人与国家的雇员的关系，新的上层社会及一个占有资本的阶级的产生使人民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一个真正建立在全国民众拥护的基础上的政权尚未巩固即已开始动摇。如果我们把诸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等词汇按它们的实际意义去理解，完全可以得出与毛泽东相同的结论。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实行卓有成效、措施得当而又由控制有秩序的改革。非此，危机将自然结束，但它在结束之前一定要经过无秩序、造反、暴力甚至战争和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无法躲避的困难阶段。当危机已经摆放在毛泽东面前的时候，就如同也摆在了刘少奇面前一样，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开创的事业在内乱中“自然结束”，又困于理论上的偏见而不可能主动领导“改革”。这些理论偏见，诸如公有制、合作化、人的觉悟第一位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在当时是无可怀疑无可动摇的。即使是后来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当时担任中共的总书记，他在当时也绝没有想到要去动摇、否定或改变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这种理论上的固执和偏见是二次大战中产生的那一代政治家（包括苏联的领导人，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家们，他们所持的偏见虽然内容不同但却更固执）共同的历史局限，是完全不能克服的。即使是一贯对教条主义持蔑视态度的毛也绝不可能冲出历史。所以，我们不能为此而过责或过誉某一个人。毛泽东的个性和魄力或许正表现在这一方面，他面对棋局冥思苦想，一定要在死局中找出一条活路来。（或许他有把死马当活马医德悲剧意识，但他仍表现得很乐观。因为他坚信一旦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总会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种极端倚重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思想又是那一代政治家的局限性）。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招棋实际上来自中国的一个古老谋略，即以乱治乱，“乱了敌人”，毛说。既然政治危机会自然地引发造反和无秩序，那么我将用先机发动的造反运动去释放它的能量，并使造反和无秩序始终控制在攻击敌人的方向上。这个敌人当然是指潜藏在中共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一切现象和事实都可以证明，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由政权的持有者有意引发的、针对自己的政府的一场经过设计的革命。是毛泽东“这位进行了反对中国旧制度的革命的人，现在寻求发动一场针对他自己创造的新的政治结构的造反”（哈里·哈廷，布鲁金斯研究所）。换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危机的一种非自然的但却是必然的结果，是结果的一种特殊形式。毛泽东的悲剧不在于它发动了文化革命，而在于他把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主动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并试图以自己治理使这种结果成为一个可控过程。但他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他本来可以采取修补的办法延缓政治危机的爆发（苏联的危机整整延缓了２０年），但是他却急不可耐地自己亲手点燃了引线，结果自己就在那场汹涌而来的危机中悲惨地逝去。１０年为集中，每当他试图去控制局势时，他必然会为投机政客所利用，先是林彪元帅，后是毛夫人和上海帮文人。这些阴谋家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一个转移形式，可以审判他们，但不必过多地从这些人身上找原因（另外一些很起作用的所谓坏人，在此之前完全是普通的民众，如王洪文、张铁生、李庆霖等）。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那一代政治家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按照毛的一贯说法，就是谁也逃不了历史。上述结论可以从文化革命的历史功用上得到验证。进行这种验证的另一个好处是使我们可以避免在“文革前中国社会是否真地存在一场政治危机”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所有官复原职重新掌权的中共老干部都坚决要求一切恢复到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５年）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上去，他们为此做出了真诚的努力。邓小平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包括重新提倡学雷锋运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民众的反应不仅仅是冷淡甚至是愤怒。官方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民间却要求对造成文革灾难的１９６５年模式也进行反思。官民之间认识上的这种距离实际上是８０年代几次学生风潮的内在原因，也是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民众舆论力量。历史不可能在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以后在原来的断口处重新衔接起来，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对这种意图同样提出了坚决的抗议。这既说明１９６５年模式的不合理，又说明了文化革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位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民众运动。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把中国的１９６５年模式（当然也包括此前的一段较长时间，按一般说法，可以上溯至１９５７年）的各个政治要点都发挥到了一种极端化的程度，从而暴露出这些政治要点在实践中的荒唐和理论上的谬误。这些政治要点包括：a.阶级斗争；b. 共产党一元化领导；c. 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造反有理）；d.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e.生产作料全民所有的绝对优越性； f.党的最高领袖是天才。这些要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罪魁祸首。荡文革结束以后，从劫难中走出来的社会公众必然要求新的政治领导人承认并接受他们的感受，对上述政治要点逐一清理、重新认识，而不是简单地以否定文化革命了结。改革的目标必须落实到清算这些要点上，在做到这一步之前，上下之间在认识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并且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的缘由。当人们对上述政治要点产生怀疑时，他们实际上已对１９６５年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构图发生了动摇。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政策的认识论基础。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这种进步，很难想象会发生在６０年代或７０年代前期的某一个时候，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人们的认识要缓慢得多。如果说邓提出的改革理论是一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性变革，那么这次革命也是循着“政治危机 ——造反——、动乱——变革”这样一条必然的逻辑线索发生的。政治是排除命运这个概念的。但是命运与规律在概念上相等时，人们只能服从它的主宰和安排。由于那场动乱不堪回首，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动乱中遭受过痛苦的折磨，而且这场浩劫又是一位身一般的领袖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人们往往把它视做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并因此多方指责毛泽东。这种指责当然于情于理都是恰当的，但却是有害的。真正的政治也是排除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的，它有自己的轨迹，这条轨迹完全是自然、必然、符合逻辑的。中国人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从文革的污迹中走出来。西方的政治家们常常以文化大革命为口实嘲笑或蔑视中国的政党和民众。的确，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公众在那时都不够成熟和自觉，而且他们也只能沿着历史的延长线走向那场狂热中，但是，他们有自己真正的领袖，这是他们的骄傲。毛泽东是失败的英雄，他看清了历史并试图以己之力改变它；邓小平则是胜利的英雄，他在灾变刚一结束就迅速开始了变革的进程。中国人的今天已经比１９６５年前进了许多，因此，中国人的前方不会再有另一个陷坑了。文化大革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变形，这就是结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特殊意义的考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来说，动乱的十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历程，备受折磨，死而复生或再也不能复生。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十年的文化革命却是检验自身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完全无政府状态、民众极端狂热、主体思想相当混乱的空间状态下，任由这个群体去想象、设计、实践炳检验自己的政治理想、操作能力和群体素质。而中国社会的这个先进的代表未来的群体所具有的品德、素质、能力、缺陷以及历史地位等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充分显露。他们自身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都得到什么或根本得不到什么；他们的奋斗具有建设性或完全是破坏性的，文化革命的档案中对所有这些提供了一份最完备的纪录。这就如同你面对一架测谎器，因为试验方式的不道德所以你完全有理由推翻它做出的结论，但是在你争辩的同时它早已把一切都输入了电脑网络。如果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些答案仍感到迷惘困惑，拒不接受，没有把它们融入自己的意识而成为自己的自觉意识或资本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适时结束，它一直延续到了１９８９年甚至是更远的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清高、牺牲和舍利取义为标榜的，而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意识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道德范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反复运作自己并试图运作社会，虽头破血流却锲而不舍。行动的勇敢与盲目，是非标准的陈旧与固执，自我意识的强烈与不自觉，理想的空泛虚无与刻意追求，这些混乱的思维形式既是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哺育或毒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在一个闭塞、孤立、思想灌输和完全公有制环境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痛苦、混沌的生活状态。在系统封闭、信息交换中断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最进步的集团发生了演变，成为一个不断熵增、停滞盲目因而完全无序的子系统。这是他们所能接受到的信息来源只有两个，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统治者的思想灌输。接受了前者，它们可以守节自好但对于社会的进步却无助。而接受了后者，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成了阴谋家的帮凶。文化革命终止以后，真正接收到新鲜信息的人只是有限的少数，多数人仍处于闭塞状态或只能接收到折射的经过滤选的信息，所以，这个阶层仍保持着一种惯势运动，成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看，观念陈旧是这个阶层致命弱点。当我们把中国政治更新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时，他们首先必须进行的是自我更新改造。这种改造的基本点和标准是他们必须具有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人权意识。这两种意识是这个阶层现代化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并以他们之间的激烈的内战形式进行的。这种内战尽管激烈、对垒分明，也产生了许多为主义慷慨赴义的烈士，但是其中真正具有民权和人权思想的例子是极罕见的。多数英雄是以捍卫“真理的纯洁性”的面目出现的，如后来被极端推崇的张志新女士。张因攻击毛泽东背叛了他自己极为刘少奇辩解而被投入牢狱。据传她在狱中曾遭受毒打和强奸，但她始终不该初衷，坚持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批判和指责现行政策，她被几次加刑以后又被处决。类似张志新的英雄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陆续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们勇于反抗权威的精神和勇气当然令人钦佩，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具有警醒社会的意义。因为他们据以作战的思想武器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同处一座武库，属同一体系范畴，所以这种对抗只能留下勇气而不会得到其他的结果。事实上张志新在当时几乎没有被第二个人理解。文化革命中真正为人权而奋斗过一次的英雄是遇罗克。遇罗克是一位有高中水平的北京市青年公民。他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对中共鼓吹的阶级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揭露说：“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红五类子弟是天生的革命者，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甚至成了准专政对象，是先天的罪人，一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遇罗克的这篇名位《出身论》的文章披露了大量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当局在革命口号掩饰下的封建主义性质。他强烈要求人人都应具有天生平等的权力。他说： “人的命运不应是在娘胎里决定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的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也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独立思考，以自由理想为武器对统治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罕见的个例。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遇在１９６８年被当局逮捕，以后又经过公开审判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处决。遇不是孤立的英雄。《出身论》在北京及全国拥有无数读者。当这篇真正反潮流的思想作品最初以油印传单形式出现以后，立即被传抄翻印了许多份传至全国各地，以后几名中学生又专为刊登这篇文章创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首期９万份竟被一抢而光。遇则借助这份民间报纸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继续对当权者的封建主义面目予以揭露和职责。遇在被处死后的第１０年（１９８０年）得到平反昭雪。在“娘胎里就决定了人的政治命运”的血统论也整整蔓延了１０年，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才渐渐被当局废弃。奇怪的是，遇被平反昭雪以后，报刊舆论主要对他反对血统论的事实予以褒扬，而只字未提他的斗争在争取人的解放方面的意义。至于独立思考及人权等问题，则完全鼩避。与张志新相比，遇落克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被冷落了的英雄。人们愿意承认文化革命反了错误，但是这种承认和对文革的反思都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可以用张志新为武器，不允许用遇罗克的思维方式为武器，这或许仍旧是文化革命的惯势运动。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意是对旧的政权进行改造已解决有这种政权性质必然引发的政治危机。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他的这个愿望就落空了。林彪元帅和毛夫人以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名，用政权和专制的力量将旧政权的各个政治要点加以强化，是文化革命立即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一种在狂热革命口号掩盖下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按照贸的思路去思考问题者，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宣传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则称为“放毒”，而在知识分子中真正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并敢于“放毒”者，几如凤毛麟角。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一份材料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的一位高中学生写给林彪元帅的一份“公开信”，这封信公开对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歪曲毛泽东本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且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铁一般的原则提出怀疑。 “公开信”的作者是伊林·涤西。心中指责林彪“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展开以后吐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改变，１７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而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振憾，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这为中学生的见解如果在１０年以后由某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完全是一篇改革政策的宣言。这封公开信的意义在于，他证实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于对１７年的制度进行思索和革命，而这种意图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所响应。遗憾的是，伊林·涤西只是一个极个别的例外，广大的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林表元帅和毛夫人都不允许任何人对那一套制度产生怀疑更不允许对它进行“炮轰”、“熔炼”。伊林·涤西的命运不得而知。毛泽东曾把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特别对青年学生寄予厚望。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毛向全党发出了一条咒语式的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９月７日，他又给林彪写信，坚决反对工人和农民“干预学生运动”。如果青年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如果伊林·涤西的观点有机会传播并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接收，如果更多的知识分子们不是热衷于夺权而是勤于思考，由他们形成的一个派别或潮流如果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那么文化革命将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当然，这些“如果”近乎神话或完全是臆想，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既无权力又无能力进行独立思考。而在十几年以后，当他们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力以后，他们进行这种思考的能力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增强，或迷信权威，或轻信“美国知音”。所以，只有当中国的这个阶层能够独立思考时，他们才有了希望。伊林·涤西现象虽然孤立，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一位大学的在校学生谭力夫是以狂热鼓吹“血统论”而著名于当时的学生界的。但是，即使是这位封建意识浓厚这在当时仍能够对强权维持的正统观念提出怀疑。他否认毛泽东是神，不同意毛泽东的话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甚至能够在公开集会的场合公开称毛的有些观点“过时了”。谭是以这种异端言论而被他的愤怒的同学逮捕并送往监狱关押的。无论是张志新还是遇罗克或伊林·涤西，他们都可称为知识阶层的个别现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并不缺乏勇气，只是他们的思维形式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如果把毛泽东的权威作用和毛夫人的女人式阴谋和出尔反尔都排除在外，我们仍发现知识分子的认识程序或思维逻辑呈现为一个循环的三角形结构：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我是正确得病一定会取得胜利-我的胜利证明我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这个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而价值取向则在于“无产阶级立场”。这种思维结构产生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苦修和造神。因为无产阶级立场是思维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当自己取得“胜利”时应归功于或根本原因在于立场的正确。因此，为了不断获得胜利即获得个人或宗派的利益，就要牢牢站稳这个立场；遭遇挫折或失败（事实上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中极少有获胜的机会），只能检查自己立场的偏失而进行修正。而保证永远站在正确立场上的唯一可行方法是“改造世界观”，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脱胎换骨称为无产阶级的真正分子。这就需要苦修和与自我作斗争。文化革命中，中国掀起了持续１０年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种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并不是强迫所致。至少在知识分子中，学习的态度还是非常虔诚的。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他们学习毛的著作时倒是常常流于形式。苦修不仅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条有法力的绳索，也是系牢中国社会进步步伐的一条绳索。“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动都是由不学习什么著作的农民的暴动起义造成的，知识分子则极少参与或虽卷入却仍要以“天理”规范行为，于是中国的社会只好周而复始地循环徘徊。三角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如果“正确”的含义等同于真理，那么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真理的面目是含糊的，它可以探索。哪怕是抓住了一个谬误而用一生的时间去捍卫它，这也并不可怕，因为事实上真理的边界往往是不确切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人们一定要把那个“正确”搞得十分具体，界限分明不容一丝含混。这样就必须找出一个裁决正确与否的仲裁者。这是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讲述的他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农村的农民因家族原因和“观点”不同而分成两派，常常争辩不休。一次为一张攻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字报发生了争吵。一派称“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一派称“毛泽东说造反有理”。争执不下时恰好有一位修电线的工人来到这个村庄。两派争相请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仲裁。最后，吓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的这位电工的一句什么话就判了其中一派的“死刑”。城市知识分子需要的仲裁人则是社会的最高权力（权力一旦充当了仲裁者它本身就成了被激烈争夺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断地造就权威和神以防止争论没有结果；而是当仲裁者的判断被歧解或本身就有歧义时发生激烈的无结果的角斗。把“正确”庸俗化、绝对化、具体化本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的并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精髓的老庄道家哲学从来不主张对具体事物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解释判断。毛泽东先生把老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嫁接中和，提出辩证法思想，他对事物的解释也是非常洒脱浪漫的，并不提倡绝对化。问题发生在毛把另外三个概念引入了思维认识过程以后又被知识分子们心悦诚服地认可了。这三个概念是：１、社会进化。按照马克思的描述，世界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代表先进和未来，也只有它们拥有未来，其他阶级则是“垂死的”。２、阶级斗争。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他的前途、命运、成败都取决于它的阶级归属。３、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只能如此，别无选择。毛是政治家，他的这套理论充满着政治智慧和实用价值，并且被一再证明是具有很强的战术功效的。当他面对这强硬的政治对手刘少奇以及刘所建立的强大阵线时，他只需说明刘及其阵线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就足够了。一个盘根错节由上百万官吏组成的并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行政权力的集团顷刻间即告瓦解。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当毛不费吹灰之力作完了这一切以后，他亲切地召见了刘，用意深刻地把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博士的《机械唯物主义》一书推荐给自己的败将，这就如同把对手击倒以后又颇有职业风度地把自己的佩剑交给垂死的对手去观览。毛在对付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时同样是成功的。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号召全党：“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仅此一句话就足够了，所有的军人都忙着转变“立场”，林彪元帅手中积聚的权力随即就被剥夺一空了。一年以后，林彪不得不凄惶地逃亡并丧身于蒙古的沙漠，从而以自己的死亡证实了毛对他的“立场”的判断，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预言：“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降临，林立果曾谋划用暴力消灭毛泽东本人。但是当真地要实施这个代号为“五七一工程” 的计划时，林立果及其武装小组却发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击毙毛以后，怎样想社会公众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显然，没有任何人拥有可以宣布毛泽东犯了“立场” 错误的仲裁权。也只是由于这个问题最终也未获解决，起义计划也就一直停留在了笔记本上。如果有谁试图真正控制中国的权力，那么他完全不必计较或争取政府的职位，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确立自己的仲裁者地位，而夺得这个地位完全不需要法律的或党的程序。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种政治的最大弊端。民众和官吏所能做的，是企盼这位仲裁者不发生昏乱。毛泽东构筑的这个思想框架不仅在十年中运动了几亿中国公众，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是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了。不仅老一代知识分子将继续按照这种思考方式去参与社会生活，即便是新生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也要接受这种思想遗传，尽管他们早已对毛的思想感到陌生了，而且在观念上也混杂或改造了是非标准。我们很难确定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危险。他们不能忍受一个神的存在，但是那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将使他们在否认这个神以后推出更多的神。多神不是平衡而是分裂，因为这些新崛起或被拉来当替代品的神的身份和来历以及它们的内涵都是非常可疑的。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或布什总统或撒切尔夫人都被拥戴为他们相信的仲裁人或是非标准时，这个国家不是分裂就是再过一次１９５７年。神是多姿多彩的。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以绝食的方式与政府对抗。他们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坚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每一位回答记者提问的年轻人都能托举出这样一些“标准”去证实自己的正义性。有着中亚民族血统的学生领袖吾尔开西说：“我们参加示威游行的所有学生都是爱国的！”漂亮的柴玲小姐对政府的抱怨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有什么错？”而他的未婚夫则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 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却热衷于搞政治，这是文革中红卫兵的悲剧，也是柴玲这一些人的错误。他们用以作为标准的那些概念，都可以按照逻辑推演成谬误，而他们却把它们当成了仲裁者。爱国不等于说不误国乱国，当时的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都是爱国者。追求民主和自由不等于能得到它们。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人满腔热情地追求民主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极端的专制与恐怖。而民众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运动走向反动，把运动的领导人推向泥沼，有经验的政治家是从来不为群众的意识热情所左右的。毛泽东就是在民众的支持下打倒刘少奇的。当然，中国的民众还真诚地支持过林彪元帅，那种真诚和狂热，如同更早年代里日尔曼民族支持希特勒一样。这些都算不上民族的羞辱，因为民族也是逐渐才成熟的。开展政治运动必须追求政治利益的实现以及在实现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必要环节的充分运动和完备。文化革命中持不同观点的两派民众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究竟是什么？有区别吗？事实上他们都是为着纯洁政权和保卫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而作战的，那么这个目标只是毛及其夫人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与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公众对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心政治及不懂得政治都感到十分诧异。美国人是以不关心政治为民族的显著特征的，但是他们关心个人的利益。每四年一届总统选举时，美国公众投票是绝不顾及政治家的利益而基于自己的利益去决定取舍。个人利益常常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形式，但是在民众这个范围内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无可非议的，其社会状况甚至还呈现出某种严重的病态，但美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及政治思维方式却是基本健康的。这就保证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轨道不致因某一政客的堕落和判断错误而出现严重的偏失。为了管理一个国家，特别是管理一个有十几亿人口且文化与经济发展都相当落后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促使它的民众更多地去关注经济利益（首先使个人经济收入及生活质量改善）而不那么七嘴八舌地去参与政治。但是中共多年来所采用的方法似乎正与此相反。他们一方面拼命唤起公众的主人翁意识，一方面又搞政治的神秘化，使公众产生参与的焦渴心理。这是误解产生的基本原因。用道德教化的手段去控制社会稳定也常常产生副作用。强求思想意识的纯正、高尚和超前发展，希望因此而造就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气氛，这种希望多半会落空。因为这会造成一般公众不习惯或不能够把道德的理想境界与社会必然的现实区别开来，使人们的政治追求和欲望大大高于他们现实可能的政治利益。这样，公众必然用极端挑剔的目光盯着政府，当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符合理想模式的政府时，就会产生强烈的被愚弄感觉并盲目地汇聚成冲动的力量去攻击政府及破坏秩序。这时的政府不仅动辄得咎，而且对付挑战和危机的能力也大为降低，一个官员的一次丑行就会引起整个政府大厦的倒闭。当美国公众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太骄傲太崇拜时，他们就经不起诸如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杂碎”的冲击。理想与现实差距过远，使社会风潮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场而就职，一个民族就会因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而虚浮、狂燥、固执、愚莽，自我毁弃。三、西单墙——一个政治反对派别的产生西单墙是位于北京市繁华商业街西单大街东南侧的一堵长约２００米的灰色砖墙。这堵灰墙面对宽阔的长安街，并通过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连通，两处相距约两公里。西单墙在文化革命中是北京无数个大字报自由张贴处之一，毫无独特之处。值得一体的仅有一点，在１９６６年即将结束时，清华大学的一些具有赌博意识的学生冒险冲破禁令，在这堵墙及长安街的另几个地点公开张贴了“打倒刘少奇” 和 “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这是中共党内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第一次向社会作公开披露。据一些回忆文章说，当时站在西单墙前围观的人有数万之多，长安街及西单路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深夜以后，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便衣警察将这两条标语撕掉了，有少数学生试图阻止，发生了并不激烈的争辩。天明时，仍有不少老年工薪人员和蓝领工人站在灰墙前，发呆、落泪。文化革命的结束是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毛夫人江青女士及她另外三位男性同事的被捕为标志的。这之后北京的大字报又掀起过一次热潮，其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共清除“四人帮”的标语和口号，但很快就沉寂下去了。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和“四人帮”的被捕，中国各地都有不少人要求具体解决他们在文革中遭受打击和陷害的冤假错案问题。由于当时中共尚未来得及研究具体政策问题，地方政府手中没有如何处理这些积案旧案的依据；再加上地方实权人物大多是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积极平反文革错案，所以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从各省汇聚到北京，要求中央政府直接过问自己的问题。对绝大多数人的问题和要求，中央政府当时能做到的仅仅是安慰，劝告他们要相信中央，要有耐心。按中央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提法，是“积重难返”。上访告状的人于是急不可耐地求助社会舆论。而当时中国普通民众为一可以借助的传播媒介只有大字报这一种形式。于是，从１９７７年盛夏开始，北京的大字报的数量又悄悄地增多起来。质量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几乎篇篇都是以血泪事实来控告“四人帮”的罪行。写大字报，除了借助舆论力量争取自己的问题尽快获得解决这个目的外，还有一个发泄自己的内心愤怒的心理需求。这恰好是公众与传媒之间的两个重要关系。不幸的是，大字报作为媒体不仅简陋、低效，而且极容易偏激、史实，极端化的自由传播而不能加以导引、选择、控制、回馈。１９７７年夏季西单墙就成了这类大字报的集中地。这是自发形成的，究其原因，最主要及最初的原因是这堵墙的位置和地理人文环境可以使这些大字报能充分地发挥传媒作用。但是，当大字报一旦有了它的集中张贴处以后，它立即就具有了集群性扩散和效应放大的特点。它的传播功效和缺陷同时得到放大，立即就是这种原始媒体不堪重负，并引出了下一个意料之中的问题。围观的人很多。在整个秋冬两季西单灰墙成了北京的一大景观。许多外地游客一下火车就直奔这堵墙而来，北京市民尤其是高校中的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更是这里的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一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拥戴邓小平反对四人帮运动的中坚骨干，又在以后成了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风头人物。对西但灰墙上的大字报在以后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另外两类人员。一是外国通讯社的驻北京记者；一是政府派出的便衣警察。外国记者一般都知道中国政府当局对他们的戒备态度，但他们或是不愿守规矩或是抵挡不住这堵灰墙对他们的诱惑。他们不仅把这堵墙当成了搜寻新闻资料的圣地，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企图在人群中接触持异端政见的青年人和采访大字报张贴者。在当时的中国，与外国人交往接触是一个敏感而又犯忌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些怒气冲天的申诉上访者忽发奇想地想把自己的冤屈捅到国际上去，他们不怕甚至还希望外国人给他们的大字报拍照。政府的一般看法是外国人中多数是不怀好意者。西单灰墙是中国过去十年一切丑行和黑暗的最集中的暴露点，外国人频繁在此出没拍照，这是令人尴尬的。警察着便装来到灰墙下，说明政府既不愿放松控制又不知道该采取什么程度的控制措施。市长吴德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也是指派警察充当同样角色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警察们在那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远不是光彩的，他们记下的黑名单后来成了江青女士下令大搜捕的主要依据（当然，积极追捕那些被称为“邓小平的社会基础”的青年斗士的人还是北京政府及其属下的警察）。警察的出现既令围观大字报的公众惊慌又令他们感到气愤。这是肯定有一种直接的联想，由警察联想到四人帮推行的恐怖政策和思想禁锢，这种恐惧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的感受。大字报的内容后来由一般的伸冤诉屈迅速向更具政治色彩的方向转变，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警察，但是公众与政府和权威对抗的情绪总是要借助什么中介物表现出来。据德国一位记者报道，他目睹了灰墙下公众与一位便衣警察的冲突。那位警察不够谨慎，他只是更换了上装，而且还骑来了一辆有公安局拍照的自行车。几位青年人围住警察要求他交出记录下的“黑名单”，被警察拒绝了。更多的市民则站在远处发出一种怪叫声。据那位德国记者观察，警察在人群中显得非常孤立。这件小事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说明由文化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公众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下台和新人执政而消除。这种情绪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借助悼念周恩来和拥戴邓小平而爆发过一次，但是这仅仅是借助的一个中介，它不会因为目的达到（邓于１９７７年的晚些时候已重返政治舞台）而自然消除，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目的，而只有对立物。公正地说，这种对立情绪是四人帮专制政策的一个必然的果实，因而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黑色遗产，不管新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须承受下来并设法消化它。但这并不是一件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毛夫人及其同事可以在一个夜晚被清除出政府；文革中的冤案错案则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予以平反纠正；而清除民众中的对抗情绪和强烈的不信任感却要用更长的事件。在这段更长的时间里，这种潜伏在民众意识和心理上的情绪可能借助爆发出来的中介物简直太多了，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成为预设地雷，突然引爆。一次足球比赛的胜利或失败、物价调整及伴随而来的谣言、对日本贸易的不平衡及诱发出来的民族情绪，到最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这种情绪曾一次又一次地爆发了。文化革命的后遗问题和造成的痛苦大约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痛苦既是民众的，更是政府的。因为政府始终是这种对抗和不信任的情绪的针对物，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情绪为依据去判断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就犯了一个“立场”的错误。情绪是不辨是非不辨真假的，而且可以完全不负责任。但许多有经验的严谨认真的西方政治家们，却错把这种情绪当成了中国存在的一股民主潮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如果真的任由这种情绪冲垮权威和秩序，那么中国将又进入一个大破坏的年代。中国政府似乎对这种情绪的存在也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充分的理解。他们特别愿意相信这种愤怒是西方挑唆的结果，是“亡我之心不死”，这也是一种误解。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确对中国的一切反政府的民间行为都持支持态度，但是这种情绪的缘始并不是西方用飞机空投下来的，它是文化革命和专制的产物，而文化革命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当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阶段社会的这一个特点有了准确的把握时，我们才能比较超脱地站在高处看清楚中国发生的一切对抗和冲突的真实面目，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当人民受了整整１０年的压制和愚弄，他们的愤怒是不会通过华国峰的一次政变就完全消除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民族将因为它的软弱无助而丧失希望；但是如果它死死纠缠于过去的情结而无法解脱，这个民族将给世界一个愚昧、固执、不理智的印象。西单灰墙上的各类大字报在１９７７年底达到最高潮，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不同，西单墙的大字报从未遇到过反驳或批评的情况，往往是互相鼓励、同情、支持，从而形成一种激愤的氛围，使大字报的内容迅速转向政治方面。最早的政治性文章出自贵州一位署名“钟鸣”的小学教师之手。钟在一份题为《谁之罪》的大字报中愤怒地发问：“西单墙上揭露了数不清的血泪冤案，人们不禁要问，罪魁祸首是谁？是四人帮吗？那么四人帮是怎么得势的，是一种什么制度保证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得以作恶？” 钟鸣继１０年以前的伊林·涤西之后，又一次把攻击的方向指向“制度”。它在文章的最后忧虑地说：“谁能保证又一个四人帮不会君临我们头上？我们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儿孙不再被卷入文化革命呢？凭借什么？” 钟的大字报迅速得到响应。在这份大字报的空白处被人用钢笔写满了支持的口号，另外几份言辞更激烈的文章也相继贴到了墙上。很难评价钟鸣的文章有什么意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提问是企图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政治上以及策略上都是一个错误。很明显，文革动乱刚刚评定下来，掀起这样一场从根子上动手的论争无疑又是一场更大的混乱，中国已经很难承受这种打击了。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即使给钟粗暴地扣上一顶 “坏人”的帽子并限制他的自由也是不为过的，不论他是真的忧国忧民还是哗众取宠的冒险者（从以后的实践结果看，邓小平的策略，即抛开理论问题而直接从经济改革入手，是中国唯一可行的渐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都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要论题，没有一次风潮不把制度扯进去，对政府失误的批判也总要从制度的角度去算账。现在流亡于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他们最主要的精力也是放在揭发制度的阴暗和论证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上。如果与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改革绩效相比较，中国的这一代青年职业政治家则显得非常固执和浅薄。另一类政治性更强的文章也大量出现在西单墙上。这些文章则是充分体现着中国政治的另一个传统，即社会公众和舆论对中央政府最高层次领导人选进行积极的非程序化的人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十分准确，准确的程度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此令人很难判断究竟是高层人事变动被泄露了还是公众舆论真的起了作用。西方记者们在抓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一致认定有一条秘密信息渠道勾联着某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和西单那堵肮脏不堪的灰色砖墙。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弟游荡于这堵墙之下，似乎也在佐证这这种猜测（高干子弟是中国是政治活动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文化革命晚期就是这些消息灵通人士不断把江青女士的一些丑闻向社会散布，不仅使江名誉扫地，而且极大地抬高了邓小平的声望。据许多专家分析，清明节事件的策动者就是高干子弟秘密政治集团）。西单墙在１９７７年春天开始大量出现呼吁邓小平再度出山的标语，以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声的形式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启用邓小平、陈云、彭真等老一代政治家。而在一年以后，这些老人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最高决策圈子里的支柱人物。党政军各机关也随着开始启用老干部，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已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被西但强烈如要求中央罢免弃用的干部黑名单的前两名是华国锋总理最倚重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和中央警卫部队司令汪东兴。华国锋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威望，善于造神的中国民众正在把他造成一尊代替毛泽东的新神，在这个时候西单墙开始攻击他的政治盟友，很难令人相信这是舆论的成熟和准确。吴德在以年前的清明节事件中屈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压力而出头扮演了镇压群众的总指挥的角色，一般公众对他深怀不满和怨恨是有充足理由的。把汪东兴列入黑名单则显得蹊跷。汪主持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因其工作的神秘性一般公众对他并不了解。而且据广泛流传的说法汪将军在华国峰和叶剑英对四人帮发难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没有警卫部队的支持，逮捕四人帮绝无可能。但是，西单墙的一批文章还是直呼其名地强烈要求他下台。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可资利用来引起公众对汪的愤怒，西单墙不得不使用了中国自由大字报以来就有的传统兵器：谩骂和造谣。中国知识分子在骂人时也极富形象性。仅仅一个“宦官”的恶名加之于汪的头上就足以唤起公众的丰富想象力从而把这名政治局委员的公众形象和政治威信彻底败坏掉。散布的谣言则是漏洞百出不经推敲的，但是社会公众中被毛泽东培养起来的怀疑一切的心理和对抗权威心理是他们的分辨能力几乎等于零。西但墙上的多篇文章都重复地披露和渲染一则丑闻：汪正在中共中央驻地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地下宫殿。有的文章甚至有更详细的报道，称该地下宫殿的名称是“逍遥楼”（如果按照字面所表现的意义去理解，这个名称是颓废的；而按照中国社会风俗的意义去理解，该建筑的名称有妓院之嫌）。这则谣言的深意在于，它不禁进一步勾划了汪的宦官形象，而且还影射攻击了主政的华国峰。有宦官必有皇帝，新的封建帝王是谁呢？你在读了西单墙上的文章以后可以尽情地去想象。被西单墙攻击的这两位政治领导人在稍晚一些时间在政治局里也遭到了攻击。１９８０年３月他们同时被免除了职务。汪的错误是明显的。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汪下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 的观点，并强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思想（邓小平第二次被毛打倒的原因就在于他反对这一思想）。在关于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上，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对邓本人表示了轻蔑。他说，邓小平的两下子已经试过了，不行嘛！“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 汪的这番话说过不久，西单强立即开始了对他的攻击。中国政治公开到这种程度是令人惊讶的。探究是否有人在暗中操纵和利用西单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有结果。无论这些大字报在呼吁邓小平重新工作和反对吴德、汪东兴这件事上做得如何正确，或者的确起了舆论的作用，这种政治方式都是令人厌恶的。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以任由人们去不负责任的谩骂和诋毁，不管这位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批评和指责，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结构脆弱的表现。考察中国的民主政治活动，常常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给予民众“言论自由” 的权力。如果政治有透明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在１９８０年前后的政治选择中大约会又一次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往往以人品性格决定取舍，他们喜欢忠厚得近于木讷的华国峰。所以任由他们以西单墙的形式对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的政治说长道短评头品足，那么仅仅一个“两个凡是”的问题恐怕要辩论几十年，那么改革还怎么起步呢？如果政治是不公开不透明的，言论自由就更无意义。假设西单墙上的一切言论和要求都完全是公众的自发行为，仅受直感、情绪、怀疑、印象所左右，那么它将是非常容易受到操纵和利用的。从１９５７年到文化革命，再到西单墙，中国民众的“自由言论”什么时候没有被人利用呢？自由言论权力的获得仍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进步相联系，这种进步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真正的政治平等和政治独立。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的开始，第一篇攻击 “右派”的文章是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为毛泽东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打了开山炮。而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中共的老朋友、著名民主人士、《文汇报》主编徐铸成先生是右派的，竟是一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以至徐在２０年以后写文章提及此事时，仍怨愤不已。政治不独立，道德上也很难守节，自己的嘴巴和笔杆都是别人的。以这种状态还要积极投身政治，不是十分悲哀吗？吴德的继任者于１９７８年冬下令封闭了西单墙。这堵墙在更以后的不久被推到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市政府为大字报开设了另一处场所——月坛公园。不过，在月坛公园专设的大字报张贴处发表自己的文章，必须先向秘密警察交验自己的身份证件。于是，这个张贴处完全等于虚设。北京市封闭西单墙的动机不得而知，公开的理由是不负责任及易被利用等等，这也的确是实情。封闭西单墙遭到了西方记者和许多政治家的一致抗议，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又一例证。然而孰是孰非，只有请出上帝本人来仲裁了。西单墙的另一重要产品是秘密的政治团体的组成。人们去西单不仅是为了看大字报，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北京西郊骑自行车到西单是为了“感受那里的政治氛围”。互相影响，秘密串联，许多青年民主派人士就是利用这个场所结识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据法国一位记者估计，到１９７８年春季，仅北京市就大约有了２０多个秘密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有的组织严密有的相当松散，但是它们的政治目的却都是一致的，即怀疑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如果按照这些团体的成员组成成分来分析，秘密政治团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外地来京城上访诉冤的人员组成的。当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贴上西单墙以后，伸冤诉屈的血泪文章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之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被迫焦急无奈地等待过程中，人们自发产生的互助互励倾向，而同为无家可归者自然会使得这些告御状者产生群体意识和结群欲念。这种上访者团体的特点是结构松散，人员流动性较大，没有固定的核心成员。其成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而政治态度方面的差距则更大（有人是真心拥护共产党而被打成反革命，有人则是真心反对共产党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团体中的三种成员。一是文化革命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战中的失意者。这些人既有政治经验又有政治野心，它们唯一希望的是社会的混乱，以便改善自己的处境。因而他们常常充当谣言制造者和热心传播者的角色。他们虽然对中共政权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但是中共对付他们并不困难。这些人后来多数被所在单位定为“三种人”，这等于在政治上被判处了极刑。另一类成员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这些人或曾遭到不公正的打击，或曾被打击国但并非不公正。无论是什么情况他们有几点是共同的：素质低下、性格刁蛮，对于被打击后要求的赔偿条件高得惊人，而且这种要求（中国的政治术语是“落实政策”，非常令人费解，不知这个政策为何物）常常无止境，不断增加一些绝无可能满足的新内容，诸如子女职业、住房、高额赔偿金及本人的职务官位等。者就令人怀疑他们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平反和补偿而完全是一种借机勒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这类人完全无办法。好在他们紧紧是满足于职业告状者的生活，在政治上则完全没有能量。还有一类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即上访群中的各型偏执症患者。很难确定这些精神障碍者的致病原因是在文化革命遭遇不公正迫害，还是他们带“病”参加文化革命因而才受到打击的。相当多数的人仅仅在臆想中受过迫害。这些人值得同情的地方在于，由于中国根本没有心理医疗网络，甚至没有这种概念，所以这些病人不仅自己拒绝承认有病，社会和政府也不把其当作病人看待。一个病人和政权发生政治性冲突，其悲惨境况及双方的痛苦都是可想而知的。中国至今尚未有用精神病院对付政治犯的记录（刘宾雁先生坚持认为在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恶劣先例。刘的说法待查），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一些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不应被看作是迫害而应看作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上访这组织的团体的领袖人物往往是最有争议的，这些人素质虽然不高但及其热情勇敢，而且在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他们却表现得极为单纯、质朴，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最初具有明确的反共意识。一位傅姓女士在１９７８年前后是西单墙附近最有知名度的人物。傅女士的遭遇是悲惨的。她遭到本单位中共党员干部的性骚扰，虽多方躲避及抗议但仍不能自保，后又被该干部强行奸淫。傅于是离岗开始长达一年之久的上访告状。告状的结果是被奸污事实没有确认，该干部位受任何惩处而傅女士的声名荣誉却被有权力者彻底败坏了。傅女士以后曾组织过一次有数百名上访者参加的向政府示威请愿活动（这是西单墙时期唯一的一次有规模的游行活动），傅女士因为这次活动而以妨碍交通秩序的罪名被起诉。有的文章说傅女士的这支游行队伍曾喊出了一些过激或出格的口号，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法庭在审理傅案的过程中曾发生了戏剧性的波折。毫无经验的法官（因为中国在当时刚刚恢复公开审判制度，所有得法官都是没有经验的）突然发现事先已经确定下来的判决意见遇到了强硬的挑战，傅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提出了能够证实自己曾被单位里的中共干部强奸施暴的有力证据。据民间流传的不可靠消息，傅在法庭上声称知道那位先生身体隐秘部位的明显特征，而自己后来屡遭迫害的事实说明他们之间不是通奸关系。法庭确实为此不得不休庭验证，并在休庭后再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流传出来。这个案件的离奇之处在于审查妨碍交通罪是为什么要弄清是否遭受强奸这个事实，难道被强暴的女人就有充分理由去冲击或妨碍社会秩序？傅女士是华国峰点名要以司法手段惩处的两名持不合作态度者之一（另一名是魏京生），或许，出于同情，那些毫无经验的法官用一种极富计谋的手段保护了她。第二类政治性秘密团体是由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干部子弟所组成的各种“讨论小组”。干部子弟的特点是消息灵通、政治敏感且有比较广泛的知识。这些青年由于具有强烈的“自己人”意识，所以他们在对当局的对抗中显得非常无顾忌，甚至有撒娇的成份。干部子弟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并不明确，他们过多地关注现实的政治目标。西单墙上那些要求为清明节事件平反、要求启用老干部以及对凡是派干部的侮损，基本上出自这些青年之手。许多西方专家认为干部子弟是中国最有政治头脑的一批人，因为他们从来都把政治目标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不作虚泛的空想。西单墙时期，他们最关心的是设法恢复自己父母在文革前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热心社会改革的，因为如果一切都按中国社会原有的秩序稳定运行，那么他们的政治血统完全可以保证他们能够获得比一般社会公众更多的深造及升迁的机会。这种优越的地位是他们既不可能成为与当局对抗的一支力量，又不会成为争取民主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因为这些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大相径庭。魏京生是秘密油印刊物《探索》的主编，这份刊物以攻击时政为主要内容，编辑部成员和他们各自联系的外围人员大多是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由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上层社会的秘密政治沙龙的松散团体。出于干部子弟的狂妄、轻率和无知，这份刊物的观点也是混乱不堪的。但却十分大胆、无忌、放肆，极专断极自由地对时政予以评点。政府当局当然对此无法容忍。魏京生于１９７９年３月被捕，１０月被判处１５年有期徒刑。干部子弟组成的政治团体不乏政治才干和智慧，西单墙期间他们最得意的政治作品是诱使已经掌握了中央主要权力的邓小平对西单墙作支持性表态。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与一些干部子弟进行了接触。当他们得知诺瓦可将有一次采访邓小平的机会时，他们立即为诺瓦克列出了一个采访提纲。结果是意料中的，邓对诺瓦可讲了“民主墙是一件好事”的话。但是这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立即就对自己的失言作了完全意义上的修正。他说：并非西单民主墙上的所有大字报都是正确的。这样，他就仍然能够把主动权牢牢地操在了自己的手中。而对于西单墙前游荡的那些热情的青年斗士来说，他们得到第一句话就足够让他们头昏脑热了，他们接着就会犯下第二步的错误。干部子弟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和社交群体，在近３０年的中国历史上扮演过相当醒目的角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这３０年可以从１９６５年北京市的干部子女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造旧教育制度的反计算起一直到最近大批高干子女进入中国党政的最高领导机构。这其中，最辉煌的两个时期应当是１９６６年夏季的红卫兵运动和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前一个事件他们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同时也打倒了他们自己的父母，而后一个事件是他们与普通市民一起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个觉悟的过程。必须指出的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四人帮及极左派与干部子弟群体是一对死敌。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硬是塞进了一条反走后门的内容。反走后门是反对干部子弟不去农村当农民而是凭借父辈的权势和关系网上大学和在军营里被提拔成干部。四人帮反走后门的目的仍然是在政治上打击老干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反走后门这个阴谋的表面内容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最大程度的拥护。在四人帮倒台以后，反走后门及反特权一直是民众民主运动中最强烈的呼声。而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这个问题在大学校园里是最易激起公愤的一个话题。如果抛开政治问题不谈，仅从社会意识和情绪角度思考问题，我们会发现在反对特权这个问题上文革极左派与现在的民众民主派之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联结关系。如果更冷静地深入进行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久已存在的民众民主意识是文革极左派得以上台的最适宜的社会土壤；而现在的民主运动及其思潮中明显带有文革极左派的思想遗留物。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逻辑推理，可以得出一个很据警醒意义的答案：如果不进行社会秩序的改革，使其在竞争、平等、风险的基础上趋向稳定和民主，而任由权力发生异变，那么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极左思潮完全可能互生。中国人，还愿意再经历一次文革吗？邓小平对西单墙的态度变化表现了这位卓越政治家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极为难得的大局观。邓除了对诺瓦克表态说西单墙是一件好事以外，在此之前他还对一位日本来访者讲过这样一些态度明确的话：“我们的宪法是允许写大字报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者批评人民群众为发扬民主而采取的行动……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发泄他们的不满！” 但是很明显，中国尚不具备（在当时尤其是）进一步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其根本证据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辩论很快就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这样不仅会破坏四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稳定与团结的社会环境，而且从当时的具体政治局面分析，邓如果再进一步地提倡民主运动和纵容西单墙的大字报，他将成为又一个毛泽东。因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势必会冲击老干部的利益，而邓暂时还没有一支可信赖的力量能取代老干部帮助他清除凡是派（华国锋及其盟友），又牢牢把握住政权。１９７９年３月底，邓说道：“有些坏分子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为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 邓最后愤怒地说：“有个所谓的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 第三类政治性小团体的成员几乎全是１９４９年前后出生的属于平民阶层的大学生。由于他们家庭的原因或本人的原因，这些人大都在文化革命中遭受过政治挫折和打击，所以他们对政治平等的要求更为强烈。当他们孤单地忍受了多年，终于在西单墙下寻找到有共同经历和语言的同龄人以后，他们谈话的题目和思想从社会表面现象飞速向更深的方向转移。对社会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是这类小团体成员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共同情绪。西单墙之后，这类团体以松散的单线联络形式保留了下来。在长达１０年的时间里，每当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高涨期，这类团体的成员几乎都是活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或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往往比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更有政治意义。目前活跃在西欧和北美的中国流亡的民运活动积极分子中，更成熟更有职业性的一群大多是来自这类团体的成员。根据美国和法国一些学者的报告，西单墙下产生的政治团伙之所以能坚持了下来并有可能成为流亡的中国未来的反对党的骨干分子，这些人在政治上终于与共产党决裂，其原因大约是： 1.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这些青年在政治上曾受过较重的伤害，并在青春成熟期时在精神上感到压抑和自卑。因而他们对社会以及对共产党的统治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和政治上的敌意。 2. 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天资使他们能够从外国思想界寻求政治营养并开阔眼界。这些人最初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变种或分支流派的思想论著感到亲切，以后才逐步改信极端自由资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 3. 自西单墙开始，这类团体的主要成员一直与外国有直接联系，而在８０年代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利用考取欧美大学资格的方式又先后到了国外，较少拘束的环境使他们的一段思想得以系统性发展。 4. 西单墙事件结束以后，中共的基层组织对本单位参与西单墙、民办地下刊物及以后的其他活动的青年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歧视态度，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产生了绝望感，也断绝了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可能性。流亡欧美的中国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已经组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和明确政治目标的党派组织。不过，具有经验的专家判断，这种党派组织根本不具有在不远的将来形成有影响的反对党的可能性。这不仅由于这些组织远离本土中而几乎完全失去了在国内公众中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而且脱离了国内公众以后这些职业政治野心家团伙完全陷入了纯政治清谈、歇斯底里仇恨、财务危机、争夺领导权的混乱漩涡，这就使得这类政治团体永远失去了成为能够通过反馈系统来调整思想和政策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组织的可能性。从现在和比较长远的将来来看，流亡的中国反对派不会对中共在中国的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它们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被抛弃在国外的愤怒而无奈的一小群。在中国国内，目前尚无存在或生成反对党派的迹象及可能。共产党明智地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比较宽松的政治管理措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开始从狭隘的政治院落转向广阔的商品市场，极端对立的政治局面在短期内也不会再度出现。当然这不排除在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受挫或发生指导性失误时，仍会有来自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指责。这类指责如果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再会发生政治对抗，因为中共一把这类问题纳入了体制改革的范畴，不再笨拙地上纲为阶级斗争或政治立场的冲突，因而不再继续从政治上树敌或培植自己的反对派别，这也是政治宽松的一个准确实例。如果来自知识界或社会公众的指责比较具体明确地指向中共的某一位领导者，则有一定的危险性。经济改革的成果尚未能影响到中共领袖产生的制度，因而这类批评或指责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会涉嫌对共产党领导权的攻击和否定，因而产生的情感地处往往使政府或中共应对失误。过于严厉的反批评又会激起民众的对抗情绪，酿成彼此伤害感情的小规模冲突。真正对社会构成重大威胁的是中国民间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会党的出现，根据中国国内一些报刊的披露，这类会党或神道组织目前已发展到屡禁不绝的程度，其中规模较大者常常能在短期内发展信徒数百人，共产党的基层支部书记、村镇政权的干部及派出所民警都有参加会党并成为骨干的现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体中，文盲及低教育水平者占很大比例，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低档次神秘宣传的蛊惑欺骗。当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致富机会与农民日益强烈的致富欲望产生比较大的差距时，这类神秘宣传则有了相当大的群体性社会对象。此外，农民一旦走出乡土进入城市，眼界的开阔与自己经济状况的困窘也会形成较强反差，并因此而产生出莫名的愤怒情绪和破坏欲望，从而为怪异邪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突然性断裂，即不合理增长速度的人为或自然的调整，将是各种反政府思潮爆发的关节点。而公众的对未来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以及政府的对前景的过于自信的宣传，不仅会使繁荣的虚假成份增大，而且会在断裂到来时产生更大的绝望和愤怒。四、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旧式民主运动的终结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会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曾一度发生失误。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８９年春季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而引发的北京学生风潮。西方政治家们曾对这次风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连锁性崩溃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这种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个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种学生风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不间歇的骚动过程中的意见无足轻重的小事件，它的唯一功用是社会某种郁结的情绪的集体性释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后的１０年中，类似的风潮已发生过多起，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脉动式风潮的可能。如果这种风潮的针对目标能够摆脱偏激而趋向具体，而政府在处理时亦不偏重政治性判定，那么无损大局的请愿活动或示威游行应时暴露矛盾解释分歧的一种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方式。习惯于思想统一秩序平静的中国政府很难宽容大度地接受这种公开的抗议式行为，这是容易理解的。社会成份复杂、矛盾冲突趋向尖锐以及公众普遍缺乏法制观念，这些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风潮都有酿成规模巨大的社会动乱的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发生了洛杉矶事件。中国政府在这次风潮初起时的紧张、僵硬以及因为基于平定风潮而发生的应对失误应看作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它从未有过更好的不遗留问题的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经验，即使如此，事实总是能够平息。但是西方的参与却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延续较长、规模和影响扩大以及对抗形势的爆炸性使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国家直接插手中国社会的民主风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与西方社会的愿望正相背离的。最大限度的释放情绪和能量，最勇敢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盲目、无目的、无助益，加之政府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终于选定更现代的解决方式──暴力驱散方法以平息无明确意义的情绪骚动（比之思想恐怖和政治歧视方法，武装驱赶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内的社会整体迅速进入了一个厌恶政治怯于对抗的高度冷静状态。这种冷静状态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情绪松弛、对抗和缓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权在这个空白期内，采取更宽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不发生重大失误，那么空白期将无限制地延长，甚至可能使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不再把政治冲突作为社会的主题。因此，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可能成为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的旧式民主运动的最后终结。西方现代社会学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学说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方式，但是他们同时又都强调革命的的客观条件和发生基础的重要性，革命必须是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会运动形式。人为制造的革命不仅显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使既对社会又对革命力量自身造成破坏。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或许具有革命的某些特点，而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截止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共产党政权的基本要求仍然是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强。这个社会强烈要求安全与稳定，为此它宁可牺牲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目标。如对共产党官吏中的腐败行为，社会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原谅。因此，以为一长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革命正在到来，这肯定是判断上的重大失误；而支持一场貌似革命的骚动并使之扩展成为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社会动荡，则是一个低级鲁莽的错误。这就如同在一个处女的肚子上破腹取胎一样，这是现代检验技术和全体医生的羞辱。关于西方的失败，德国记者贝克·布劳采恩认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年以后，西方人才惊异地发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正在设法利用西方。他们不在乎运动的终结目的而只管助运动本身，因而当他们描绘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的虚幻情景时，他们实际是在极力鼓动西方的卷入，以壮大他们孤立弱小的反抗阵营。这是一些较少尊严感更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反叛者，但单更富经验的西方各国却几乎同时被他们拖入了一场错误。” 布劳采恩的意见代表了事件过后西方公众的一般情绪。他们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似乎在一场中世纪的拉拢盟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游戏中，他们仅仅充当了被利用者的角色。旧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以争取实现政治民主为号召为目的，但是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所以绝对不会通过运动达到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甚至不是渐变过程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纯粹是社会潜伏情绪的一次无奈的释放和爆发。之所以把这种间歇的民主搏动称为旧式的运动，还不在于它的组织形式的散乱和领导核心是否健全，而在于它在反对掉旧模式以后无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个有别于旧模式的新模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尚未提出对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这个模式的框架及边界都无法确定，因此，即使一个政权在社会风潮中倒台，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曾经有过的类似革命一样（这类革命常辅之以兵变，否则极少可能成功），新政权仍要在旧模式规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获得满足，但绝不会获得发展。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乎成了旧式民主运动发生最频繁的国家。当１９５７年知识分子集团向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展开攻击时，这种运动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６年北京的清明节事件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 “四人帮”示威，都是这种运动激烈爆发的表现。而１９７８年西单墙事件之后，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几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这种民主运动的规模、影响和组织都远远超过了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其中，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毛就挥动权力把国家各级政权和官僚体系统统击垮了，从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摧毁旧式官僚政权模式而建立起一种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许是巴黎公社时的委员平等投票制）。但是结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旧政权以后根本看不清新政权的影子，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民主鼓噪中获得丝毫发展。相反，极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帮团一旦控制了政权立即就变了脸，成为一群绝不给民众任何民主权力的独裁者。人民在一场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无序、无理和压迫。毛泽东在临终前决定不把继承权交付给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的愚鲁的实践者—— 江青女士及其他极左派斗士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悲观和痛苦的，因为条件如此优越、动机如此高尚善良的民主政治试验，不仅一无所得，而且竟以全面反动而告终。毛当然很清楚，失败的责任既不在“国际帝国主义”又无法再推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失败的原因只在于社会自身所能提供的条件与民主理想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沟堑。深入分析１９７６年北京发生的清明节事件对于我们了解旧式民主运动的轨迹尤其有益。这次事件的诱因是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的悼亡节日中，北京市民为悼念已故周恩来总理与市政府当局发生了冲突。而在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权危机引发的社会骚动。毛泽东病重已不久于人世早已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那么毛去世以后，政权究竟会落入哪一派政治力量的手中呢？在周恩来之后，政权已经出现真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显然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他无论如何不能让邓小平自然地接替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尽管邓是周的追悼会上的致词者，而按中国的惯例，致词者就是当然的接替者。在临终前那几个月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毛泽东的意识中，对邓的警觉性始终没有放松。如果让邓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那么邓的地位将变得不可动摇，而一旦毛本人不在人世以后，邓将肯定会运用他的铁腕把张春桥的文人帮团从中央清洗出去。这种结果是可笑的，文革从打倒刘、邓始，以扶邓继位止，那么文革还剩下了什么呢？很清楚，要么现在就打倒邓，要么一切都葬送掉。毛泽东同样也不愿选择极左派人物去填补周恩来去世形成的权力真空。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认为：“毛在很早以前就几乎决定不能把激进派的人作为周的接班人来考虑。一个激进的总理非但不能把毛主义坚持下去，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其个人垮台，纲领破产。” 毛泽东最终选定华国峰仍然是基于保卫文化革命成果这个最高利益的考虑。华是文革受益者，在没有了毛的时代里，他为了抵抗激进文化人和守旧的老干部的两面进攻必然会走一条折中的相对平衡的路线。但是中国的社会公众却对毛的抉择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对华国峰虽然缺乏了解，但在邓与江青女士之间，他们更希望邓掌握权力。当邓被毛第二次赶下台以后，他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富于进取精神和干政传统的北京市民在清明节的自发集会，表达了他们通过对执掌政权者人选的干预达到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已对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情绪。４月４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民众达到５０万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自发性集会。这次运动也是中国历次民主运动中效果最显著的一次。它不仅间接低推翻了一个权力集团（花果峰在很大程度上市借助民众反四人帮的力量发动政变成功并牢牢控制了政权的），而且也极大地动摇了一个神的地位，毛泽东引起下令对参加广场集会的群众进行镇压而终于威信扫地。毛在去世前，北京、南京、西安等地已有关于他的政治笑话在地下流传；而在毛刚刚去世不久，社会上已散布开关于他的两个未成年私生子的谣言。这类谣传是明显不真实的，但是政治意图和效果也是同样明显的，它们在败坏着神的尊严，动摇着神的不可动摇的权威。问题在于清明节事件并没有在民主问题上取得任何成果。四人帮是被一次组织严密的宫廷式政变推翻的，华国峰及其盟友控制住政权以后立即就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这面大旗，并且以“两个凡是”和毛泽东的一道手书的信任状作为自己统治权的法统依据。在政治上，一切都在原地踏步，没有取得进展。非常有意思的是，明确表示了守旧思想的华国峰先生，在以后的３年时间里，被全中国绝大多数干部和民众一致推举为“英明领袖”，并衷心地尊崇他为一尊新的神。我们发现，造神运动是中国几次民主风潮中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活动，很难说请中国人为什么以这种背离民主精神的做法作为通向民主目标的桥梁和途径。可能的解释时，缺乏独立人格和主题意识的社会公众只能把政治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政治家的清明的品格上，而从未试图从人本或人道的角度去观察思考问题。所以，他们只是把政治运动当作了民主运动去参与的，从未能够把这两者作严格的区别。这个特点既是旧式民主运动的全部表象特征又是这种运动的致死症结。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当权者可以任由盲目的公众（政治神秘化的情况下公众的盲目程度加剧）凭着感觉去干涉权力运作，精明如邓小平者亦如此。民主运动与政治运动在逻辑上虽然等同，但在价值上却是完全异向。民主运动的价值在于人的自身和人的主体，不在于凌驾于人之上的上帝和神，更不在于是谁必然地或偶然地掌握了政府的最高权力。因此，旧式民主运动只是被动卷入的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这一点在１９８９年风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公众和知识分子为争得政治平等和民主权力曾勇敢地投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但他们从未真正发起过一次为民主权力和政治民主化的运动。所以，他们在斗争中只是政治和权力的一个道具，是一种被利用的力量。当他们越是忘我的投入斗争，受骗的感觉也就越强烈。当他们终于厌弃了政治时，也许民主意识也就开始了觉醒。根据西方社会比较一致的看法，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最有才华和指挥的一代人是中国大陆被称作“老三届”的那一代中年知识分子。但是遗憾的是，这一代在当前已经成为了社会中坚和精英群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从幼年时即投身反复无常的文化大革命并从而培植期浓厚的政治责任感和群体意识，这使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民主意识，这种状况又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悲哀。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以胡耀邦的去世为发端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个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个事件所包含的大部分社会内容。在胡的身上，至少集中了这样四种社会情结：１．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大规模平反历史积压的冤假错案的力倡者和主要实施者。被解救者中有一些共产党老战士，但更多的是大批长期受压制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胡不仅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而且是以毛泽东时代的对立物的形象出现的。２．胡在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力倡思想解放，疾呼要为文化和思想的活跃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并且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倾向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这虽然使他在老干部中树立了政敌，但在自由奔放的大中学生心目中他却成了一个思想解放和开明政治的保障者。３．胡在担任中共纪律委员会书记期间及以后，曾热情地呼吁坚决清除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他极其严厉地对其中一两起最恶劣的案件进行了公开查处。在社会中造成轰动影响的是发生在杭州的“两熊案件”和发生在上海的“两公子案件”。这两起案件的共同之处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权势欺凌和奸淫普通民家少女。胡耀邦和社会公众一样对此怒不可遏。他命令党的报纸对此类案件公开披露并予以追踪报道，以显示党的清除腐败的决心和能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文革后重新复出并执掌重权的老干部们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害，但却得到了社会公众的热烈支持。当然，胡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把社会现实的阶层矛盾，即干部和权力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深刻矛盾揭示于众。这样做的结果是诱发了民众对政权的不信任情绪（另一说法是损害了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得罪了老干部。但是在这种现实的社会矛盾面前，胡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民众的一边。４．胡耀邦的有偏激之嫌的行为和思想明显有悖于邓小平接力要维持的团结稳定大局（但是并不悖于邓的改革路线），许多老干部将自己被逼迫退休并交出权力后的愤怒发泄到胡的身上，充斥着激愤情绪和骂人字句的告状信不断飞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无意放纵既损害了党的领导又危害到社会统治思想的纯洁和统一。胡自请免去党的总书记职务的内幕尚不为人知，但是肯定于１９８７年前后的自由化思潮有关。胡的免职，在政治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使他成了一位被冤屈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则成了邓小平及其改革路线的反对者。１９８９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经济改革与旧经济体制发生冲突形成市场和计划双轨并存的混乱；政治改革又与原有的利益集团发生摩擦和对抗。多种矛盾混交叠存，本来是推行逐步改革战略过程中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符合以小乱释放大乱的邓小平工作原则。它的危险性在于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成为改革的不满者和受害者（意识上的和感觉上的）。这种战略的胜机其实也是很大的，能够小步前进必然也能够小步退缩，不至于陷入只能进不能退的绝境；更主要的是，社会各阶层有几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真正未收益而受到损害的是军队集团，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军费支出。但是在危急时刻军队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邓的一边，这是令人费解的）。邓及其同事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社会道德体系会发生严重危机。无孔不入的商品行为不仅对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而且对它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已经习惯于按旧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会公众面对这种冲击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而权力的大面积交接更替又使得权力被滥用以及用权力谋取利益的现象普遍发生，机会因为权力而不均等的社会现实突然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又极大地诱发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忌恨，对社会前途的沮丧、忧虑和恐慌。如果这是社会经济运转情况正常，上述危机也许会悄悄地渡过去。但是，由于对经济超速增长的追求引发了需求拉动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升的速度在１９８８年秋冬季达到了顶点（一般顾及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２０％以上）。不安和愤怒情绪随着物价飞升而成倍增长。不满和埋怨是社会的普遍情绪。小步推进改革的战略在这时暴露出了它的弱点，经济成果显著时所有人都是它的拥护者和得益者；经济发展一旦梗阻，改革政策就不再拥有它的强大的固定的社会支持力量。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反叛意向。胡耀邦的去世为这种反叛找到了一个恰当的道德上的借口。因为各阶层都有理由把胡视为自己的知己和偶像并为他的去世共同感到悲伤。于是，悼念活动迅速演变成政治形示威，利益截然对立的不同阶层组成了共同的反政府阵线，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青年学生与要求恢复旧有秩序的普通市民排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所以，狂燥和少理性必然成为这场骚动的明显特征。较之历次民众参与的骚动事件，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显得更杂乱无章、更少理性目标和更多情绪渲泄，它距离一个民族成熟的进步运动更遥远。各类阴谋家和政治不成熟者的五花八门的主意和策略虽然使运动增添了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情绪的主流始终没有淡化。这次事件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的一次重复性演出，因为它们既没有脱离开这类运动的一般性框架：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对社会正常进程的自伤性破坏以及它的结果的反动性和完全无效用。必须着重描述的是这次骚动事件中一些戏剧性情节。在天安门广场上几千名青年学生进行胁迫性绝食的举动显得既悲凉又轻率。这种东方式的抗议方式在这时使用尤其显得不当。牺牲自己以剖明心志是信奉儒教的忠贞义士惯用的取名法术，而当中屠杀自己以造成威胁是表明自己有存在价值。中国的大学生们则一方面以这种自杀方式向政府表明自己被政府误解的委屈，另一方面又企图以自毙的悲壮唤起全国性的反政府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单纯性抗议活动染上了某种难以理喻的阴谋色彩。在广场上最受欢迎的消息是西方政界人士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和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使人相当不舒服地意识到学生们坚持抗议行动的意图是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甚至干预，于是这次民主运动也就更远离了民主精神。人格完整和人格独立是民主意识成长的标识，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这是奴性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中国的青年们本不应亵渎自己。纵观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以后发起和积极投入的历次以争取政治民主化为目的的运动的一般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及社会的最进步阶层目前均不具备自觉的、完整的民主意识，而且对民主概念的使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因此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实现仍是一个不可见的相当遥远的未来目标。必须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告诫是：社会的真正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锲合一致协调发展的产物。它的外在形式只是一种适体性组织，有着多样性和差别性特点，而它的内在的精神发展则是人类共同的进步原则。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育养成是争取民主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唯一目标。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过程而形成了严重缺陷，主要表现症候为：１．缺乏人格的独立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心理学特征和行为学特征上都表现出明确的趋群趋俗倾向。没有独立抉择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于勇气，因此较易于被偏激情绪和外来宣传驱动，渴望权威的指导并热衷于维护或再造权威。由于这种偏狭和局限，中国知识分子从未成为过运动的独立的或主体的力量，因而所有的民众民主运动均不具有民主性质。２．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养和自主意识的欠缺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行为呈现低道德水准和天然违法性。１９５７年在向共产党提意见过程中的违宪言论，文化革命重的造反行动以及文革后历次风潮中的过激言行，都是严重的自伤行为，使运动在一开始就偏离了目标并改变了它的性质。此外，思维的单线式合固执性造成了中国社会极少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参与风潮的大学生曾获得了与政府代表公开对话的极好机会，但是缺乏自律意识的大学生们由于无法本能地自主地判断是非以及无法约束自体行为使其与法律自觉吻合，他们轻易放弃了这一对全民族都大有裨益的机会。３．缺乏政治平等意识。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在平等观念的制约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才不至于兑变为极端个人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提出的民主性目标之所以缺乏合理性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全社会政治平等的原则。１９５７年的要求共产党放弃领导权，西单墙的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制度，１９８９年的要求言论彻底开放，这些民主要求无非是民主外壳的设计，虽然漂亮华丽但却与中国社会的发育状况不相吻合。它只是少数只是精英的利益所在，并不是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几亿文盲状态的农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这种知识分子群体利益与民族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冲突或差距，表现了知识群体尚未具备真正的政治平等精神。他们努力从中共和政府手中争取的平等权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成员的政治需要。　上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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