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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的历史时代



  上次讨论了张良,现在自《战国策》上,摘录有关苏泰的一段问题来研究。苏秦与张仪,是中国史上的两个名人,过去称他们为说士或说客,所谓游说之士,意思是说他专门玩嘴巴的。我们今天提出这一篇来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像现在美国的基辛格(美国国务卿,以“穿梭外交”,游说国际间),我们中国人就称他为游说之士,是苏秦、张仪之流。一个书生用他的嘴巴,凭他的脑筋,摆布整个世界的局势,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卜,最知名的就有苏秦、张仪两同学,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故事。现在我们回转来再研究苏秦、张仪的传记资料,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深的启发,许多道理,都可以在这里看出来。

  这里就牵涉到历史哲学问题。讲历史哲学,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重演的;一个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的,不会反复重演的。但这两个观点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历史的现象,事物的变化,并不一定重演。譬如我们现在穿的西装,同古代衣服的式样就不同了;但是大原则,人要穿衣服,则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了历史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看到苏秦这一篇,就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重点来。

  我们如果是作学术的研究,当然,只靠这一篇是不够的。《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的,根据历史的资料,集中起来,编辑成书,名为《战国策》。古代所指的“策士”就是专讲谋略学的人。譬如现在我们因为某一事件,向上面提出一个建议,这建议就是“策”。专门以这种计策起家的,就叫“策士”。另外,像宋代因时势的需要,改变了考试制度,应考的文章中,必须增加写一篇策论。这就是看应考人对政治和时事的见解,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到清朝末年,提倡废除“八股”的时候,一度又主张考试策论。我们知道宋代苏东坡考中科名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讨论司法上判罪的问题,也即是与政治有关的司法问题。现在我们要看的这篇文章摘自《战国策》,就是属于策论这一类的——也可说明《战国策》一书的完成,是刘向当时把战国时代的许多谋略问题,集中起来,编为一书。

  从前读书人对于这本书,有两种主张:一种是限制年轻人,不许读这本书。古代的观念,认为读了这本书,容易学坏。所以要先读四书、五经,等读好了以后再读,由正经而懂得如何权变。但是另一个观点,每逢时代乱的时候,便有许多人主张应该多读《战国策》,因为时代乱的时候,需要有头脑的人才,所以读了《战国策》,对事物的观点会不同。但是,研究谋略这一类东西,仅仅是读《战国策》还是不够的,譬如研究苏秦,就得再读司马迁所着《史记》中苏秦等人的传记。但那样还是不够,最好再能了解战国时候,苏秦当时所有的历史情势。

  现在,我们仅就《战国策》中“苏秦始将连横”这一篇来研究。所谓“合纵”等于组织一个联合国。当时泰国是一个新兴起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苏秦就把弱小的国家,联合起来抗秦,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苏秦的“合纵”计,也就是这个组织的建议,是很不错的,应该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看了全篇以后,首先要认识一个人的动机,因为苏秦当时的用心,并不是为了天下国家,而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这是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

  第二点,根据历史的记载研究,苏秦当时是一个读书的年轻人,后世人称他是鬼谷子的学生。关于鬼谷子,又是一个可以用来作专题研究的题材了。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鬼谷子这个人,另外待考,如在河南有“鬼谷”这样一个地方,不过古代又称“归谷”,意思是归隐在这个山谷。据说这是道家的人物,有如张良所遇到的黄石公一样,是不是确实有这个人;不知道。就是真有这样一个人,无疑的,学问一定非常好,据说苏秦便是他的学生。今天讲谋略学,所谓拨乱反正的这一套学问,乃至于用在坏的这一方面,捣乱造反的学问,都是出于他——鬼谷子。苏秦当时出来,拿鬼谷子的这套学问,游说诸侯晋见每个国家的领袖,希望取得功名富贵,实行他自己的思想。

  第三点要注意的,游说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风气,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考试制度,知识分子都靠游说出来做事的。譬如盂子,一天到晚见这个诸侯,见那个诸侯,也是游说。各个诸侯虽然尊重他的学问,可是却不用他。同样的,后来苏秦第一次出来游说,也是完全失败了,没有人听他的。我们看他游说的内容对不对?完全讲的是正道,但是正道当中有歪道。以现代的观念来说,苏泰是偏重在军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富国强兵,他举出历史上的实例,只有战争才有办法,才能够强盛,才能够安定。可是秦国并没有接受,这又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我们读书要注意的地方。当时的秦国,是秦始皇的祖父辈,天天想统一,想消灭其他大国,可是苏泰主张用兵,又为什么不听从他的意见?这同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为什么基辛格提倡以和谈代替战争,大家都明知道是毒药而还是吃下去?为什么不肯言战?我们读历史,就要懂得这些。懂得历史就懂得现在,懂得现代也就懂得古代。历史并不一定重演,但原则是一样。

  第四点,再讲到苏秦个人,第一个游说失败,弄到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穿双破囗鞋,拿只破箱子,回到家里来,嫂嫂不给他饭吃,家里的人都看不起他,那种难受,是到了万分。因此苏泰重新发愤读书。所谓悬梁刺股,把头发用绳子捆起来,挂在梁上,身旁放一把锥子,等到夜晚读书打瞌睡时,头一低,头发一扯,醒了。再不行就自己用锥子刺自己的肉,如此鞭策自己用功。据说读的是《太公兵法》,把太公兵法读通了,于是再度出来游说诸侯。这次不再跑到秦国去主张打仗,反而跑到弱小的国家,等于今日世局中,受人侵略、受人宰割的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组织联合阵线抗秦,不主张打仗,主要目的在使秦国不敢出兵。他把天下大事、人的心理、政治的心理,战争的心理,都摸透了,果然成功了。这一下身佩六国相印,同时当起六个国家的行政院长,印都挂在身上走,随时拿来盖就行了。当时这位联合国的秘书长,还不比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他是有实权的,只要他说一句话就行了,国与国局势就受这样一个书生的摆布,安定了二十多年,这又是一个什么道理?为什么他后来主张合纵,大家会团结?这是矛盾的团结,利害关系的团结,不是道义的团结。为什么会这样,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和现代的情形又是一样。

  第五点,到了他个人成功以后,就看出这一班人是只讲手段的,只求如何达到目的。所以中国文化中讲正统文化的,素来对于这些人不大重视,因为他们只以个人为出发点,而孔孟思想是不以个人为出发点。苏秦成功以后,自己知道这套手法只是玩弄玩弄而已,各国君王的头脑不一定都是豆腐渣做的,不会一直听他的摆布,只不过是所拿出来的办法,正投合了时代的需要,都只是手段。他也知道这个手段不会长久,他的另外一招就很厉害了。当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存在,大家需要团结起来与它抗衡,这时是做得到。但对秦国封锁了以后,秦国的军国主义不能扩张了,结果苏秦的戏就不能唱了。没有了敌人,怎么还能够玩?

  于是他利用机会培养和他学问差不多的好同学张仪,他这培养方法就很高明了。他怎样培养张仪的?他和张仪的感情原来好得很,而且两人约定在先,谁先有办法,谁就帮忙另一人站起来。这时苏秦佩了六国的相印,张仪还穷得很,去找苏秦,心想求取一个秘书、科长的位置,还会有什么问题?苏秦正在办公室接见各国大使,忙碌得很,知道张仪来了,教他在外面小工友的小房子里等候,自己威风得很。到了吃饭的时候,也留张仪吃饭,可是随便打发他在一个角落里吃,自己却和各国贵宾周旋。故意使张仪看见,使张仪难受,用种种方法刺激他,最后告诉张仪目前没有机会,嘱到旅馆等候,也不送点钱去,使他受尽冷落凄凉之苦,然后教一个人对张仪说:你是找苏秦的?同学有什么用?他已经功成名就,不理你了,你的学问也很好,又何必求他呢?用种种方法挑拨,使张仪恨死了苏秦,决心非打倒苏秦不可。到秦国去,你苏秦搞合纵,我就弄一个专门破合纵的计划。实际上,苏秦正需要像张仪这样的人到秦国去,但是他为什么不告诉张仪合作唱对台戏?因为他知道张仪如果不受这样大的刺激,就发不起狠来,如果说明了,反而搞不好,必须要培养出他如此怨恨的气愤,硬是要立志做破坏的计划,两人才有戏唱。所以后来张仪连横的计划成功了,苏秦派去挑拨张仪到秦国去,始终“卧底”的人,这时才把真相说出来。实际上张仪到秦国的路费还是苏秦奉送的,一切都是苏泰安排的。所以张仪说,我还是没有跳出这位老同学的手心。并且决定苏秦还在的一天,秦国就一天不出兵,等苏秦死了再打。战国末期,就被这样两个书生摆来摆去,摆布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现在我们用人才,除了有才具,有学问,有思想,还非要有道德做基础不可,没有真正的道德做基础,则好头脑是很可怕的。这是第五个重点。

  第六个重点,附带谈到有名的故事,当苏秦第一度游说失败,穷了回家的时候,嫂嫂都不给他吃饭,冷饭都不剩一点,父母兄弟都看不起他。到后来身佩六国相印,要到楚国去的时候,经过自己家乡,他的嫂嫂以及全家人都跪下来迎接,那种恭维真是不得了的,这时苏秦问他的嫂嫂:“何前倔而后卑也?”这个话也只有苏秦才说得出口。老实说,在中国讲究道德修养的人,不会讲这样的话,他却会爽直痛快当面问他嫂嫂。人性本来也就是这样,可说他问得很直爽,还不算顶坏的,还没有故意整她。而嫂嫂答复的话也很简单明了,她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这是人情之常。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哪个时代不讲现实?从这里又可认识人情世故。

  第七点,苏泰是怎样死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不得好死,最后到了齐国的时候,有人行刺,把他杀死了。他所以到齐国去,是因为在燕国出了私生活方面的绯色故事,和燕王的皇太后发生了关系,被燕王知道了,苏秦知道靠不住了,很危险。于是说动燕王,要到齐国去才对燕国有利,燕王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也只有这个办法送他走最妥当,就让他去了。结果,齐国的大臣找人行刺他,苏秦身负重伤,没有立即死去。而齐王赏识他,大为震怒,下令全国抓凶手,可是抓不到。苏秦在临死以前,告诉齐王,只要宣布一下苏秦是个坏蛋,是为燕国来做间谍的,被杀死以后,齐国可以安定,这样宣布就可抓到凶手。苏泰说完这些话就死了。齐王果然照苏秦的话宣布,而行刺的凶手出来了,于是齐王把凶手抓来杀了。苏泰临死了,还会动脑筋,借人家的手替自己报仇,这就是搞谋略的人头脑的厉害。

  这是随便举出来的七个重点,事实上我们要看的第一篇当中,并不止这七点,还有很多重点,仔细去研究起来,对于古代战争地理的观念、社会发展的观念、经济问题的观念、军事问题的观念等等,都足以发人深省。这就是读书不要被书骗去了,仅了解文字,就不是真读书,我们读书是要吸收历史所告诉我们的经验,由这经验了解很多很多的事,尤其对于今日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世界局面,会有更深人的了解。所以我上几次都建议大家,多读《战国策》、《国语》,不要以为这些是老东西没有用,实际上这些书非常有用。


远见抵不住现实的短视


  下面就原文文字,作一下重点解说: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三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苏秦说秦惠王,一开始,就指出秦国西、北、南、东四边的疆界,边防的形势。不要以为这是古代的地理,大家还是要注意。虽然交通情形古今不同,但地理形势是不会变的。他继续又说到地理与经济的关系,一直到“天下之雄国也”。这是说明当时秦国的首都,在现代的陕西西安一带。我们要注意,那时的陕西又不比现代,经济的条件、地理的条件、政治的条件,都非常重要。最奇怪的是,我们研究中国战史,历史上的大战争,几乎每次都是从秦晋这边向东南打下来的,所谓建领而下,中国的地势就是这样,如同屋顶上倒水,一直倾下来,几乎任何一次大的战争都是如此,如果从这一方面去研究,牵涉到的战史就太多了。比较特殊一点的,只有元朝稍稍有所不同,蒙古也是由西北高原,但不一直东下,先进康藏的边境,囊括巴蜀、汉中,另由康、藏,席卷云南,而经岭南、两广,北上会师湖南、湖北。同时再另由北方出兵,两边向中原一抱,钳形的夹持,就把中原抱去了。只有这一次用的战略,与历代的战略不同。这是一大重点。

  自“以大王之贤”到“愿大王少留意”这一段,要注意的是,战国时的秦国,想并吞各国,统一天下,并不是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的祖先早就有这个企图,尤其是苏秦对秦惠王说的这段话,就是要他统一天下,并且把泰国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人才、军备等等优越的地方都说出来了。


苏秦受到反教育


  我们现在注意秦惠王答复苏秦: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巨。今先生伊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他没有接受苏秦的意见。但不接受有他的几点理由:一、如同鸟一样,羽毛还没有长丰满,是不可以学飞的。个人作人如此,国家大事也如此,没有准备好,飞不起来的。二、“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这个“文章”不是现代在报纸、刊物上写的文章,这里的意思是政治文明,包括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清明,在古人说是“大文章”。用现代话说,是政治文化的基础还没有稳固,不能随便诛代别人,征伐别人。三、“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秦惠王所讲的这个“道德”,并不是四书五经上所讲的道德。在古代,道德是一个政治名称,意思是声望、威望。国家在一般人民,还不能信服的时候,就无法指挥人。四、“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内政还没有做到很平顺、很安定时,就不可以因出兵而劳烦大臣,劳烦国家的重要干部。

  秦惠王举出了这四点。以现代的观念看,他是说,据我所知,准备不够,不能轻举妄动。自己在国际政治上的声望不够,无法去征伐别个国家。国内的威望不够,就不能支使老百姓。内政上还没有达到最高的修明境界,也不能加重大臣们的职责。所以秦惠王对苏泰很客气地说,承蒙你看得起我,那么远跑来看我,而“庭教之”。(苏秦不是秦国人,他是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东周洛阳人,因此说“庭教之”——到我这里来指导我,假如有朋友来家里看自己,我们写信也可写“蒙枉顾而庭教之”。)接着说:“愿以异日”,以后再讲,轻轻四个字,把苏秦赶跑了。


药不对症的言论


  可是苏秦并不死心,还是提出他的见解来,这是他最初的思想,然这时的苏秦还不成熟,可是已经很会说话。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代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代囗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代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代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

  他一开始就说“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我早想到你不会采用我的意思。他被拒了,还赖在那里,接着他就举出历史上许多的故事来。为了充实自己理论的内容,他引用了许多上占史,而这些历史,都证明天下是打来的。由黄帝开始,一次战争胜利,就成功了,乃至最后由王道谈到霸道,例引“齐桓公任战而伯天下”,靠战争称霸,领导了天下。然后说,有历史的证据在这里,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战争而统一天下的,这就是苏秦的主张,以现代的另一角度来看,这就是黩武精神、侵略主义或好战思想,没有实力的强权就不会成功的。苏秦继续又说:

  “古者使车毅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康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与战场。”

  这一段文字,四个字一句,后来就演变成中国一种文体——骄体文——四六句,几千年来一直都用这种文体,简单明了,而包括的内容又很多。每句里都有很多的东西。试从这段中随便抽出一句来看,例如“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这八个字,就是今天美国基辛格这一套的政策,嘴里叫和平,你基辛格叫死了都没得用。所以我们多看自己的历史,现代的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历史都有过了,道理很清楚,所以苏泰说,到了后来“废文任武”,光靠文化的政治,在国际间做不到,没有办法,只好靠战争来解决问题,于是“厚养死士”,培养敢死的人。

  接着这几句话要注意。

  “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王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我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事于下。”

  他说只是讲理论没得用,非战争不可,为什么?任何人都想坐在家里利益就来了,不打仗而领土越来越扩充,乃至古代的三皇、五帝、五伯以及所有的明主贤君,都希望能够做到这样,不经打仗,只要内政修明,就有人来投降。但这只是理想,用道德的政治来感化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不得已,都是用战争。

  下面是苏秦所提的重点。这个重点对不对呢?说句老实话,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都是如此,只是表面上不讲出兵而已。任何一个和平,没有一个坚强的武力在后面支持,都站不住的。所以讲军事哲学思想,苏秦的话就是:和平只有在强有力的情形下才能谈的,否则谈不到。这就是他的“宽则两军相攻”到“民服于下”一段话中的“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八个字。一个国家,对外有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对内再讲求内政的修明,这时你讲道德,人家就都听你的了;如果对外的兵力不强,再讲道德也没有用。

  “今欲并天不,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忄昏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最后,苏泰在这里刺激秦惠王,等于在骂他。苏秦说,根据这些历史的经验,任何国家,想统一天下都非兵不可。苏秦当然不好意思直接骂秦惠王,他说现在一般国家的嗣主们,都不懂这些大道理,都在那里忄昏、乱、迷、惑,沉溺在言语辩论上,空谈理论,所以推论起来,我看你秦惠王也是做不到的。意思说是说秦惠王也和他们一样的草包。

  苏秦开始出来,游说秦惠王十次,骂也好,捧也好,终归此路不通。结果都失败了,老实说,这个时候苏秦的主张对不对?没有一点是错的,但是高明不高明?很笨!因为秦惠王智覆他的话已经讲到底了。意思是说,你这些道理我秦惠王全知道,但时机还没有成熟,还不到时候就不能打。所以苏秦这时到底还是一个书生。从这里我们又想到汉文帝时候的贾谊,他的一篇文章《过秦论》,大家应该都念过的,内容是讲汉初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政治、军事都有关系。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那时正是汉文帝时代政治最安定的时候,贾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学问很好,很有眼光,他已经看到天下将要乱了,汉文帝拟的几个政策有问题。他的看法并没有错,很对的,所以他向汉文帝提出这个建议,汉文帝也很服他。但后来贾谊还是不得志,死于湖南的长沙,所以后人又称他为贾长沙。历代的文人知识分子不得意,都用贾谊来比拟,尤其李商隐咏他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是贾谊提出建议以后,文帝夜半起来忽然想到贾谊,就召见他,还特别在前面摆好一个位置等他来,表示看重他。可是当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汉文帝却只问他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问题,所以后来历代的文人都为贾谊叫屈,这首诗最后两名就是对汉文帝不满的,对一个这样大的才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半夜里把他找来,这样尊重他,却不问天下国家大事,反而讨论宗教哲学的问题了。多可怜!其实这首诗也是书呆子的话,汉文帝不跟他谈鬼神又能谈什么?贾谊的这些意见汉文帝早就知道了。汉文帝的心里是认为你这个年轻的书生,意见完全对,可是时机还没有到!贾谊的智慧到底不行,眼光还不够。所以李商隐替他抱冤屈,还是书生之见。我的看法,汉文帝对他不问鬼神又能问什么?汉文帝不能对他说时机还没有成熟啊!


人情千古重多金


  上面所提出来当时的时代趋势,有许多大原则,是和今日的国际局势差不多,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只是社会的形态、政治的型态,以及其结构不同而已。现在说到苏秦本人。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囗,负书担囊,形容枯搞,面目革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纟壬,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在“书十上而说不行”,路子走不通的时候,就很可怜了,原来特制的最名贵黑貂皮的衣服穿破了,钱也用光了,行李袋子破了,鞋子也买不起,只好穿草鞋,自己挑了担子,脸色脸看得很,又黑又瘦,营养不良所致,只好回家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太太看见他这副样子,不理他,正在织布做工,也不放下来,照样做她的工,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讲话。这里就看到了人情。由这里我们也看到千古以来一般人情,苏秦遭遇到这种情形,只有感叹自己错了。

  于是这一下发愤读书,漏夜把所有的书拿出来。“陈筐数十”,他的藏书还是很多的,不比现代,古代还有那么多书,可见平常很用功。那时的书是很难得到的,“箧”就是书箱,古代的书装在竹制的箱子里,就叫书筐。他在很多的书里,找到“太公阴符之谋”,就是古代的《阴符经》,是不是现代的这本《阴符经》,或另有原本,就很难说,据说他读的是阴符兵法。他“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这两句话是重点,这个“伏”并不是说他跪下来读,是呆在家里不出去,正如上海话“孵豆芽”的意思,就是躲在家里,连人都不敢见,专门研究学问。“简练”二字,“简”就是选,选书中的重点,“练”是熟练,再把选出来的重点搞熟。“揣摩”就是思想、研究等等的综合,揣是用手比算,摩是摸摸看。思想上的揣摩就是研究人家的心理,研究当时各国间的形势,研究每一国领导人心理上需要的是什么。他在这段用功的期间,连睡都没有好好睡,打瞌睡的时候,用锥子刺痛自己,刺到血都流出来,一直由大腿流到脚上。他这样足足用了一年的功,自己有了信心以后,于是他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有了信心了,并没有为国家、天下、人类、社会着想,只求他个人的成功。他说只要找到一个老板,一定可以把这老板口袋里的宝贝、黄金、美钞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来,不但可以拿到钱,还有当宰相的绝对把握。他自认为一定可以做当政的人,成为政治上的权要,所以他又出门了。

  期年,揣摩成,曰:“止匕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鸟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锈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来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


雏燕初飞


  这次苏秦不再到秦国去了,而先到北方,这些都是弱小的国家。他先到燕国,说动了燕国的诸侯,认为他的办法好,给了他资本,要他去组织“联合国”。他就来到赵国了,在赵王建筑得非常漂亮的大办公室里,和赵玉拉着手讲悄悄话,讲的一些什么内容,须看《战国策》的《赵策》,不过读中国古书要了解,他所讲的虽然记载下来给后人学习,也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好主意,都是讲利害关系,属于当时的阴谋,所以悄悄的。赵王听了以后,大为高兴,马上封他为武安君,等于现在的上将军、特任官。这个时候,他一下子阔起来了。受了相印,后面带着从人,等于一个特别办公室的机构,“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没有当上,派头先有了。他出去时,后面跟着的车于有一百辆。至于锦绣千纯,并不是穿的衣服,在那个时代,布匹和钱币同样是钱,都当作货币用。他后面带了很多钱,还有白璧百双和黄金万镒,都跟在他的后面。这时他有了政治资本,才开始组织“联合国”,提倡抗秦。

  下面“苏秦相于赵”到“贤于兄弟”一段:就是说苏秦这时做到赵国的首相而兼办外交,就马上与秦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和那么强的秦国,不但外交上断绝关系,经济上工商业都不通往来了。这是他与赵王“抵掌而谈”时,不晓得出了些什么主意,后世的人无法知道。后来他的“联合国”一组成,苏秦威风之大,大到除了秦国之外,六国诸侯所辖那么大的天下,那么多的群众,每个国家的诸侯,以及“参谋长”、“秘书长”什么文官武将等谋臣勇士,全部都听命于他一个人,靠他一句话作决定。那种权势,威风之大,不可想象,如拿今天的基辛格来比,基辛格还不及他万分之一呢!而且这个时候,国际上没有办法停止战争,可是苏秦做到了连一根箭都没有用过,而国际上诸侯之间,就能互相合作,贤于兄弟,大家互相团结,这是苏泰的成功。

  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火黄)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

  于是写这篇文章的人结论说,由这一段历史,就看出人才的重要,有才干的贤者得其位,天下就服了。只要这一人施展所长,天下的人不问思想、观念各方面,都跟他走,所以古话说:“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这个“式”就是标准,也就是中心。一个中心在于政治——包括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社会、教育等广义的政治。光靠武力没有用,要好的政治策略,“式于廊庙之内”——廊庙过去指君主上朝的朝廷,比之现代,是中央最高决策的所在。只要有好的政策、好的人才,就能转危为安,就像苏秦威风的时候,六国的经济都由他支配,各国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不但外交上如此,还有工商上的往来,在秦晋山脉以东的各个国家的诸侯,听到消息就跟着来归服了,使赵国在当时国际上,立即变成最有声望,最有地位的盟主国。


反覆波澜的人世


  下面讲到苏秦个人,这也是大家要研究的,关于个人的人生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士耳,伏轼樽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英之能伉。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宴,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倔而后率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责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人,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战国策》


  这里说苏秦这个人,不过是贫民窟里出身的,家里穷得很,小门小户,好比贫民窟里违章建筑穷家的子弟而已,结果坐那么豪华的车子,威风凛凛,各国间随意走动,同每个国家的元首见面,在各个朝廷中,高谈阔论,使各国元首身边最受器重、最得宠的人,在他面前都闭着嘴不敢乱讲话,只有听命的分,天下人没有办法和他对抗。他就是靠头脑,靠嘴巴干出来的。这里就要注意了,推开军事哲学来说,任何历史,任何时代,战争的背后还是思想;权力的背后也是思想,政治的背后仍然是思想,不过许多思想家,虽然影响了整个时代,乃至影响后世千秋万载,在他本人当时是很可怜的。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是如此,这些人都是走正路的大思想家。而苏秦、张仪这类搞思想的人,就讲现实,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社会这些大经大节都不考虑,完全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主义,做到“天下英之能伉”就是他们的目的。

  后来苏秦要到南方一个新兴的国家楚国去,经过他的故乡洛阳,家里人这时对他的待遇,和他第一次游说秦王失败回来,连父母都不理他的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时父母听到他来了,赶紧雇人来粉刷房子,路都打扫干净,准备了音乐、宴席,而且到三十里以外去郊迎。太太不敢正眼看他,只有低下头,侧过脸,偷偷地瞄他一眼,苏秦讲的话,还要凑过耳朵仔细听,就怕听错了。嫂嫂更严重了,跪在地上爬过去,自己先跪下来道歉。岂止苏秦?汉高祖也是如此,当亭长的时候,又喝酒,又乱来。回家时嫂嫂也不给他做饭,要他吃冷饭去。这就是人生。

  所以有的人读了这些书,觉得自己要奋斗,要争气,这是一种看法。如果讲修养的,如孔、孟的道德观念,就觉得苏秦的嫂嫂、太太这一类型的人太多太多,只是很值得怜悯,但一点也不会动气,而觉得人原来是如此可怜的一种动物,于是去感化这种人,教他们以后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做,这就是道德的思想。相反的,就是不道德的思想,也是苏秦他们这一条路,不过苏秦还算好,他并没有报复,只是幽默一下,讽刺他嫂嫂一句而已。历史上报复的人很多,如宋朝第一位宰相赵普,胸襟就非常狭隘,度量不够大,他当了宰相,对以前对不起他的人都要报复,还是宋太祖劝他说:“风尘中能识天子、宰相,则人皆可物色矣。”所以宋太祖还是了不起。赵普也还算好的,历史上有很多报复得很惨的例子。所以说苏秦算是好的,不过问他嫂嫂,上次我回来,你高高在上,现在你又跪下来干什么?如果以儒家的道理来说,苏秦就不讲这句话,儒家的做法,是不和这样的人计较。像苏秦这样做法,也是为儒家所不齿的。如历史上三国时有名的管宁与华歆的故事,他们原来是很要好的同学,有一次两人同在一起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看都不看一眼,华歆拿起来看看,想了一下,还是把黄金丢掉了,从此管宁就看不起华歆,断定他将来一定有问题,而不相往来。后来华歆当了曹丕的大臣,也等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大的权贵,而管宁就盖了一个楼房,搬到楼上去住,因为他不愿意立脚在华歆所管的土地上,而一辈子不下楼。这就是儒家的另一种作法。假使苏泰讲这句话时,有一个管宁在旁边听了,就马上走开,不理他了,不必说六国宰相,即使当万国宰相,他也不会理的。可是苏秦的嫂嫂答道:你现在地位高了,又有钱,当然不比从前了。那么苏秦听了,不免有所感慨:人在这个世界上,势力、地位、金钱、富贵,这些都不能马虎的啊!不过,要知道一个人,在某一时期,财富名位权势,一点也没有有。真看通这点,才知道如何是人。

  这是不能效法的,我曾再三说过,这是属于谋略之学,所以中国古代读书人,对这种书的看法是“不足为训”四个字的评语,不能拿来效法的,不过要懂得。如孔子、孟子何尝不懂这些,当然懂得,但是讲道德,则如孔子赞赏颜回的,宁可抱道穷死,绝对不走偏路;再如子贡,像苏秦这一套本领他都有,而且他也做了,游说过列国,也成功,可是子贡走的是正路,在列国上摆布了那么大的局面,而自己什么都不要,只是为了救自己的父母之邦,才不得不如此一用而已。

  这里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关于个人的也好,关于国家的大事也好,应该多方面比较,才能有深刻的见识,和正大的抉择。


人才与时代历史


  我们现在姑且以人作中心来讲,上次讲了苏泰,这次说到张仪。

  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人?要了解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演变,尤其是在一个世界变乱的动荡时代,对于权谋之术,不能不有所了解。过去大家都念过这一类的书,也许因为各人生活的经验不同,而体认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这几十年来,大家都有许多经历,以这许多不同的经历,来看历史上的事迹,再看世界的大势,观点就不同,因此读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

  我们都知道苏秦、张仪是战国时期的人。不过以他们个人做中心,而研究整个历史,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由周朝开始行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礼乐道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到了春秋以后,非变不可。这并不一定是由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败坏而演变,而是时势所趋,非变不可。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最幽默的,也是最有意义的话:“无可奈何,只好如此。”有些人对于环境和事务是这样,时代的趋势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时代潮流,趋势来了的时候,就“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由春秋到战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的。

  其次,周朝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是所谓王道政治。到了春秋时代,就成了霸道政治,所谓“霸道”一辞,并不是现代“不讲理就是霸道”的意思,当时的霸道并不是不讲理,仍旧非常讲理。以现代观念而言,列国之间的领导权,以武国或财力而称尊的,称之为霸或伯。不走礼乐道德政治的路线,走的是利害关系的路线。当然在利害关系当中,仍然还有他的道德标准,这就是霸道政治的时代。到了战国时代,也称霸道,但已经是霸道的末流了。这时的霸道,到达了并吞,也就是侵略的阶段。这个时候,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是强。到了这个阶段,天下所需要的,就不是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而需要统一天下为一个国家,过去宗法社会的封建是要改变了。当时各国之间,可能统一天下的,最有优势的是秦国,另外还有南方一个新兴的楚国,但楚国始终无法与秦国抗衡。至于太行山以东,黄河南北的这些国家,太老大了,内政也太衰败了,始终处于听人宰割的状态。


牵涉到商鞅


  研究历史,战国时的齐国、楚国,乃至韩、魏,并不是不可为,但又为什么弄到如此,只能听秦国的摆布?归结下来,不外是人才的问题。

  好了,到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不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即使世界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决定仍是在人才。就是现代的历史,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史》这部纪录片以后,也深深感到人才是决定性的关键。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制度,都要靠人才的创造和人才的推行。当时秦国所以能够在一百年内兴盛起来,就决定在几个人身上。苏秦、张仪以前,秦国在政治基础上,有一次很好的改革,就是用了法家商鞅的决策,提倡法治,即所谓商鞅变法。商鞅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变,不上是影响了秦国后代的秦始皇,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中国,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商鞅当时改变政治的“法治”主张,第一项是针对周代的公产制度。(有人说周代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做法,是硬作比方,似是而非的。)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首先是经济思想改变,主张财产私有。由商鞅变法,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以后,秦国一下子就富强起来了。但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遭遇打击很大,关键就在四个字:“民日不便”,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这就讲到群众心理、政治心理与社会心理。大家更要了解,人类的社会非常奇怪,习惯很难改,当商鞅改变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变成私有财产,社会的形态,变成相似于我们现在用的邻里保甲的管理,社会组织非常严密,可是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开始的时候,“民日不便”,老百姓统统反对,理由是不习惯。可是商鞅毕竟把泰国富强起来了。他自己失败了,是因为他个人的学问修养、道德确有间题,以致后来被五马分尸。这等到有机会研究到他的时候再说。可是他的变法真正成功了,中国后世的政治路线,一直没有脱离他的范围。

  由商鞅一直到西汉末年,这中间经过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复郡县制度,把私有财产制度恢复到周朝的公有财产。王莽的失败,又是在“民日不便”。王莽下来,再经过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尽管我们后世如何捧他,在他当时,并没有成功。王安石本人无可批评,道德、学问样样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后世永远流传下来,而当时失败,也是因为“民日不便”。我们读历史,这四个字很容易一下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书碰到这种地方,要把书本摆下来,宁静地多想想,加以研究。这“不便”两个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毁了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以一件小事来比喻,这是旧的事实,新的名词,所谓“代沟”,就是年轻一代新的思想来了,“老人日不便”。就是不习惯,实在便不了。这往往是牵涉政治、社会型态很大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心理完全懂,于是就产生了“突变”与“渐变”的选择问题。渐变是温和的,突变是急进的。对于一个社会环境,或者团体,用哪一个方式来改变比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变他的“不便”而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这也是讲苏秦、张仅这两个人的事迹,所应注意到的。


外才与内用


  说到张仪、苏秦两个人,游说的目标,开始都是对秦国。秦国在秦始皇以前,历史政治的基础之所以打好,都借重于外来的人才。商鞅,卫国人,外来的;百里奚,虞国人,外来的;张仪这些外来的人物,还是后期的。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所用,反而都去替秦国效力呢?这中间的问题也很大,这里暂不分析,大家自己去研究它的原因吧!还有一个观念要很注意的,读古书固然要吸收历史的经验,但是不要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尤其今天求学问,对今天的时事要格外留意,千万要把握住今古无分别的原则。当年的秦国,可以把它比作现在的美国,也可以比作苏联。但是不要忘记,秦国的坏处可比敌人,但秦国的好处也可以比作我们自己,这是没有固定的,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个法则,是在于人的智慧。

  张仪之所以在秦国一说就通了,原因是秦国在当时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文化思想。谁有办法使秦国强大,永远的强大,而巨盖世的强大,就请谁。这是在当时的必然趋势,并不是说秦始皇的祖先们,毫无道德礼乐政治的思想,而是时代的趋势,需要如此。


张仪的故事


  再看张仪的个人,要看《史记》张仪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张仪、苏秦这些人,是把战国时的资料,将时间、年代、地点,编起来写成传记。而在每个人的传记后面,都有评语,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也等于是历史哲学,等于是一个评论。

  研究苏秦时我们说过,张仪是苏秦培养出来的,不过在这以前还有一段:张仪是魏国人,小的时候和苏秦是同学,《史记》上写他们跟鬼谷子“学术”。要注意这“学术”两个字,他们并不是真搞什么学问,学的是如何拿到功名,很讲现实的一套东西,就是权变之术。在读书的时候,苏秦自己认为不及张仪,《史记》上只记了这样一笔,没有说为什么不及张仪。后来看了张仪传,找出一个答案,张仪的出身,比苏秦好一点,所以有点太保脾气,比较豪放,是耍得开的人。苏秦后来得志以后,张仪并没有得志,环境比较好一点的人,进取心就差一点,所以读历史读多了,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会感到很奇怪的,有许多人的成功,连他自己本来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却硬是有机会逼得他走上成功的路线。正如隋炀帝吹的牛:“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这就看出一个人如果没有环境的刺激,反而容易堕落。以张仪、苏秦两人比较,张仪就是如此,等苏秦得志了,张仪还在悠哉游哉。在一个当楚国宰相的好朋友家里,作第一等宾客,手面也很大,随便花钱,蛮不在乎,一般人看他吊儿郎当,好像品行不很高。有一天这位宰相家里掉了白璧,宰相家里的人怀疑是张仪拿的,把张仪捆起来打个半死。回到家里。太太就说他,这冤屈都是读书读来的,如果不读书,就没有这种事。张仪当然受伤很重,他看见太太这样难过,就问自己的舌头有没有坏,太太告诉他舌头当然在,张仪就安慰太太不要紧,只要舌头还在,就没有关系,我们曾经看了《张良传》中说的:“以三寸舌为王者师”。这句话也等于说:只有吹牛不犯法。但据我们的经验,只有吹牛的成本最大,其次吹牛的对象更难找,因为能听吹牛的人,比吹牛的人还要高,诸葛亮会吹,刘备会听;张良会吹,汉高祖会听。没有对象,再吹也没有用。“三寸舌为王者师”,所以张仪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怕。等到伤好了,听朋友的劝,才去找苏秦。


刺激的教育


  这时苏秦已经了不起,可是苏秦自己心里有数,知道所玩的一套不是真的道德,也不是真的政治,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把齐、秦等国玩弄成这个样子。这个我们要注意,今日的基辛格内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动机,值得研究。不过有两种看法,基辛格以前的确有著作,曾经有一个留美的同学,回来跟我说,基辛格这一套当然会失败,可是他著作中的理论可能不会失败。另外也有人说,基辛格大概准备把美国搞垮,因为他是犹太人。这都是推测的话,不去管它。话说回来,苏秦知道自己的西洋镜要拆穿的,如果被拆穿就不得了,必须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来,他当时的敌人是秦国,不需要另外创造,可是又有谁能去秦国说动,来和自己的计划对抗?他心里想到只有张仪,而刚好这时张仪来了,于是我们上次讲过的,苏泰就想办法刺激他。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环境好的青年,有本事,可是懒,不肯动,非要刺激他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去干。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再说张仪到了秦国以后,所说的一套,就是《战国策》里这篇张仪说秦王。

  我们看这一篇文章,除了了解这些历史经验以外,其中记录的许多观点、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国家、世界,乃至于个人,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须要注意。其次张仪去看的秦王,也就是苏秦所去看的秦惠王。苏秦去看他,两个人谈不拢,再读书以后,就不再去看他,想个办法,使太行山以东的国家,联合起来抗秦,把泰国孤立起来,没有办法左右当时的列国局势。现在张仪来看秦惠玉,列国的情势变了,和苏秦来的时候不同,这时惠王正需要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刚好张仪到了。

  张仪说秦王曰:“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

  这一段,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即使不研究法家的韩非子,至少要看《史记》上韩非子的传记。韩非子再三提到一个重点——“说难”,人与人之间说话最难,尤其借言语沟通政治上的思想,就更为困难。这一段里,也就反映了这一个重点,在文字的表面上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是一个重点。第二点从这一段里,我们看到要学习说话的艺术,像张仪这开头的三句话。首先提出实际上不知道而乱讲的,这是不聪明。第二是知道了不讲的,就是不忠,对你不忠的人应当死。第三是知道了,又讲了,但讲得不详细、不清楚,也该死。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要详详细细说给你听,你不要不耐烦,一会儿看表,一会儿又说要开会,但是他不便也不能这样直说,所以说反面话,如讲得不详细不清楚当死。最后还加上一句,我虽然据我所知道的,利害得失全部说给你听,但是如果错了,甘愿领罪。他这么一说,如真说错了,秦王也不好意思责怪他了。他短短几句话,什么都讲到了。这就是说话的艺术。而后言归正传。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团齐,收余韩成从,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屯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首先把列国局势分析下来,所谓“天下阴燕阳魏”到“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这一段的列国局势,都是苏秦的玩意儿,可是他绝不攻击苏秦,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是苏泰培养了他,这个时代,就在苏秦、张仪这两个同学的手里玩。

  张仪说,他们这种合纵的形势,“臣窃笑之”,我觉得好笑,你秦王放心,没有什么可怕。“世有三亡”,世界上有三个大原则,谁违反了这三原则之一的,就非亡不可,在个人非失败不可。“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现在他们这个联合国的组织——合纵的国家,已经犯了这三样必定败亡的原则。“臣问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就是这三个条件。“以乱攻治者亡”是内在的,内政第一要清明。“以乱攻治者亡”是同样的道理,内部先求修明,张仪当时是指燕、魏、荆、齐、韩、赵这一边,每个国家的内政当时都在乱,真正修明的政治还是在秦国,所以后来秦始皇能统一天下,并不是偶然的。有上代替他打好了政治基础,由商鞅变法以后,内政一路建设起来的。

  “以邪攻正,以逆攻顺”的道理都是一样。

  他再分析天下的局势,从“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到“其上不能杀也。”这一节,原则上同今天东南亚的趋势有点相像了。第一,他们这些国家,经济不能独立,后勤补给缺乏,经济没有弄好,把所有的有用人力,都放到前方去了,统统备战。所谓“白刀在前,斧质在后。”这八个字,我们不要只作文学上的欣赏,仔细研究起来,这就是描述古代兵士在战场上,前进则有敌兵之白刃以相向,若畏惧而退阵,则后头又有“斧质”相加的死刑要承受,处境可说是进退两难。可是这些国家的军队,遇到真正发生了战争,会回头就跑,绝没有人冒死打仗。为什么呢?“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这要注意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国家,人民所以不会打仗,所以不肯尽忠,不肯牺牲,是有他的原因的,主要由于领导的错误。

  政治上最重要的就是“赏罚”两个字,赏罚两个字也很难的,历史上很多人在这两个字上犯错误。甚至当家长的对孩于们的赏罚都要注意,都很难做得好。所以奖惩之间很难很难。张仪说,现在他们各国里面,“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就是要赏,可是不给,说的没有用;对于处罚,也没有彻底去执行。既然赏罚不能行,大家觉得马马虎虎,没有责任感,所以就不肯牺牲打仗了。

  他回过来说泰国:

  “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不攻无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也。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断死于前者比是也。”

  政治修明:命令贯彻,赏罚分明(这是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政治完全走上法治制度的好处),许多秦国的年轻子弟,因为国家富强、环境舒适,从离开父母的怀抱起,就没有见过敌人,一到了战场精神就来了,一顿足会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看见刀子,都不怕,就是烧红的火炭都敢踩上去,死了就死了,愿意牺牲的人多的是。

  秦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做到这样?他说:

  “夫断死与断生也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也。”

  断死与断生,在人的心理是绝对不同,“断”就是断然,就是决心。断死是决心牺牲,断生是决心求生投降,这两种决心是绝对不同,而秦国的青年所以会断死于前,是养成了一种战争责任感,不怕死的精神,能够奋发,非牺牲不可,有个人的牺牲才有国家的强盛。因此秦国的士兵:

  “一可以胜十,十可以胜百,百可以胜千,千可以胜万,万可以胜天下矣。”

  张仪再说下去:

  “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也。开地数千里,此甚大功也。”

  从一开始说到这里,一路下来都是高帽子,好听的,而又都是真实的。高帽子也不能乱送,秦王是一个当领袖的人,笨也不会笨到哪里去,所有的资料,他都清楚。换句话说,也就是张仪把秦国当时所处的列国情势、政治环境、地理环境、军事环境、一切准备,都分析清楚。最后,他说出一个秦国当前所应该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也就是张仪自己心理所希望造成的局势。他说:

  “然而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廪仓虚,四邻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谋臣皆不尽其志也。”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张仪处理思想的方法,古代所谓“以说动人主”,就是《张仪列传》上说的,他问太太舌头坏了没有?他用嘴巴分析利害关系,非要打动对方的心不可。使他听了这个话,非动情不可,认为有道理,非上这个当不可。历史上常有一句话“揣摩人主之意”,当然“人主”是指帝王而言,以个人来说,做一个小单位的主管,也是一样,下面总要慢慢摸你的意思,把你的个性等等都了解,这当然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现在张仪把秦国的好处先讲了,可是再看下去,我们看到苏泰合纵——来一个“联合国”以后,秦国是已经没有办法,很吃亏了。他说“甲兵顿”,国防的战线拉得那么长,国防经费那么大,无法打仗,停在那里,好比今天美国的情形。“士民病”,大家心理上都很困顿。经济上“蓄积索”,慢慢空虚了,等于现代的美国,在越南,打不了胜利的仗,钱都打光了。“田畴荒”,国内的农业、工业、生产都荒废了。“困仓虚”,国库都空虚了,结果弄到四邻的诸侯不服,外面的同盟国家并不服你的气,你想称霸于天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读了这段书,看出就是苏泰这样一个书生,在七八年之间,把秦国弄成这个窘态。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现代,美国人到今天为止,就是这个情况。当时张仪告诉秦王,秦国所以到这个地步,就是左右的文臣武将,没有真正尽心贡献意见所致。


引用历史的经验


  他话说到这里,就引用过去历史的经验,告诉秦王:

  “臣敢言往昔:昔者齐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之君,地广而兵强,战胜攻取,诏令夭下,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距坊,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胜而无齐。故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

  张仪在这个时候,要挑起战争。他希望泰国出战,但没有直接教秦王非打不可,他只拿历史的经验来说,提到齐国。研究这一段历史要注意的,秦是在西边,齐国是介于现在山西与山东之间,他说历史上齐国称霸的时候,那么了不起,四面攻破了各国,一个命令下来,列国都听他的。南有济水黄河,北有长城作防线,像这样一个平原国家,各方面受敌,只要一次大败仗,齐国就完了。他那个国家的命运注定非打胜仗不可,由此可以看到战争的重要。这段话张仪是挑动秦国非打不可。

  “且臣闻之曰:削株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

  这是普通作人的道理,国事也同个人的事一样,农业社会人人都知道的比喻,砍去一棵树要挖根才彻底,但不要碰到旁边的树,如把旁边的树根也挖掉,就成问题,这个祸就闯大了。这是中国农业社会的老话,也是作人的道理,凡事挖根要彻底,不要留下祸根,但是对于与此事无关的部分,不要轻率地去伤害,伤害了就闯祸。

  张仪接着就指出秦国当时的近代历史: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邵,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举荆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荆人和。今荆人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五宗庙,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一也。”

  这一段是批评秦国的不对,军事策略上的错误,他说你们一度和荆国作战,破了荆国,拿下了郢——现在武汉以北一带,取下了洞庭、五都,江南,一直到达现在安徽这一带了,荆王也逃亡躲到陈国不敢出来了。当这个时候,如果秦国一路追击下去,则整个荆国可以拿下来,拿到了荆国,则秦民可贪,地可利。进而影响东面的齐国、燕国都可以控制了。中间可以驾凌赵、魏、韩等三晋地,你秦国就可以一战下来称霸世界。结果你秦国的决策不这样做,反而引军而退,打有限度的胜仗,跟荆人谈和了。结果,荆人又慢慢恢复了,强起来了,又变成了你秦国的敌人,所以第一个错误就犯下去,不能做联合国的盟主——成伯。

  研究这一段书,我们就感到,历史虽然已为陈迹,却足以发人深省。我们读这一段历史,再看看国际的现势,美国在对北朝鲜,对北越的战争,军事策略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讲秦国的第二个错误:

  “天下有比志而军华下,大王以许破之,兵至梁郭,围梁数旬,则梁可投。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志绝,荆赵之志绝则赵危;赵危而荆孤;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二美。”

  我们拿这一段历史的经验,看看今天的越南(时为一九七五年四月),又投降了。张仪说,你秦国有一次在北方的战争,已经打得很好,你已经打到了梁国,把梁的城郭包围起来,已经可以把它拿下来了,拿了梁,魏国就站不住了,得到了魏国,荆、赵就不会有斗志。赵危,荆孤,一直下来,也可以称霸天下。(这要注意,没有说统一,不像后来秦始皇要消灭人,这里是只想称霸。)结果你秦国的谋臣又是不准打完全胜利的战争,撤兵回来,和魏国讲和,魏国又壮大起来。

  第三点,张仪谈到秦国的内政: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灵于外,士民潞病于内,伯王之名不成,此国已无伯王之道三矣。”

  张仪说穰侯(秦国的权臣)当政的时候,内政上兵力用得太过分,想用一国的兵力完成两国的事,于是服兵役的人,终身奔波于外,国内的工商业衰落了,农村破产,这是第三点的错误。

  接着指出秦国的谋臣太差劲,如美国的参、众两院,基辛格、费正清这些人,都是美国现代的策士。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氓,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大王以诈破之,技武安。当是时,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然则是邯郸不守,拔邯郸,完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羊肠,降代、上党,代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党不战而已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已反为齐矣,中呼池以北战而已为燕矣。然则是举赵则韩必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橐魏,挟荆,以东弱齐燕,决白马之。以流魏氏,一举而三晋亡人者败。大王拱手以须,天下这随而使,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赵氏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业,地尊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不亡,秦当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谋臣一也。”

  赵氏是现代河北山西一带靠北面地方,在当时是中央之国,杂民之所居,这问题很大,讲到历史要特别提出来研究的。

  杂民所居的地方,政治上很成问题,如历史上自汉朝以后,有一个魏晋南北朝,这时都是外来的民族。因为汉朝自高祖以来,三四百年间,对西北的外来民族,始终没有办法,因此形成了以后南北朝两三百年间汉族与外来民族的纷争。到了唐代的时候,唐太宗那样了不起的人,对于边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汉唐两代,对外来民族,唯一的办法,就是靠通婚来羁糜,都是靠“和番”政策。所以唐末直到后来五代时候,就是杂民之所居,发生了变乱。

  那么是不是杂民所居不可以?不是不可以,血统的交流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有很重要的一点,古人始终不知道的,在孔子的思想里有这一点,不过表达得不很具体,就是“文化的同化”这点古人不知道。假使唐代就知道了文化是政治战的一个最大的力量,那中华民族今天的国势,还不止是这样而已,很可能西面已经到了欧洲。其次要注意的,近代东西方文化思想沟通以后,大家都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各国之间,在侵略别国以前,先作文化的侵略,最后消灭一个国家,也是靠文化。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他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当地人说日本话。他不像元朝的蒙古人,也不像汉代、唐代的外来民族,进了中国跟着说中国话。乃至把历史文化都改变。文化虽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力量很大。现在我们知道战争中包括心理战,也非常重要,文化战还是口号,没有具体的东西拿出来,尤其现在我们在提倡文化复兴,我个人的观点,我们的文化是在衰落。像我们手边拿来研究的东西,就是真正中国文化之一,而且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却只有少数人去看它。

  这是由“杂民之所居”一句所引出来的感想,提出来值得大家研究和注意的。

  张仪在当时讲到“杂民之所居”的地方,“其民轻而难用”,这句话又引起我一个感想,希望大家要读一部书——《读史方舆纪要》,里面对每一省、每个地方的民风习性讲得很清楚。山川形势、风俗产物,都很详尽,现在也没有脱离这个范围,很值得注意。在政治作战、心理作战、文化作战上,非常值得参考。

  张仪这里讲的所谓“轻而难用”,就是豪迈,容易冲动,一句话不合就打起来了。在这种地方,就要了解他们这种民风习性,这并不是他们的缺点,如果摸清了他们这种个性,政治上就好办了,像杂民所居的这种地方,有时候专谈法治很难办的,他们往往讲义气,话说对路了,人作对了,他就听你的,如果全跟他谈法,不一定好办。

  他再分析赵国的地形也不便利,是亡国的地形,可是赵国在这么不利的情形之下,仍旧出兵打仗(例如后来秦国大将白起与赵国长平之役,坑赵卒四十万的故事)。张仪所讲这一段都是讲当时秦国的政策,批评秦国当时的这班谋臣没有尽心负责任。他继续说:

  “乃复悉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怒,战栗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军乃引退,并于李下,大王又并军而致与战,非能厚胜之也。又交罢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夭下之从,岂其难矣!内者吾甲兵顿,士兵病,蓄积索,田畴荒,廪仓虚;外者夭下比志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

  一口气批评下来,结论说到外面的人,看你内在的谋臣,外在的兵力,到底有多大力量,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你国内是这样的情势,而各国又联合起来,你秦王应该多多考虑了。

  然后张仪提出建议,先以武王代纣的历史经验来作比方。说动秦惠王,最后的结论,竟以自己的头颅来坚定秦惠王的信心,可见他的会说话,也可见他用心之深和求信之急了。

  “且臣闻之,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昔者纣为天子,帅天下将甲百万,左饮于淇谷,右饮于洹水,淇水竭而运水不流,以与周武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领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伤。智伯帅三国之众,以攻赵襄王于晋阳,决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错龟数策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而使张孟谈,于是潜行而出,反智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智伯之国,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求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

  现在把苏秦、张仪这两篇东西作一个结论。我们重复提出要特别认识清楚的一个重点:苏秦、张仪当时的动机,是以自己个人的功名富贵为出发点,而把整个的列国局面,历史的时代,在他们两位同学的手里摆布了约二三十年。他们并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或政治上的主义。同时也可以说,当时一般领导人,并不接受任何中心思想或主义,对于道德仁义的中心思想都不管了,只认识利害关系。这一点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历史的经验,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历史,一个乱象,到了像战国的末期,像南北朝的末期,像五代的末期,仁义道德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没人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它的道理,譬如《孟子》,大家都读过的。孟子不过比苏秦,张仪早一点点而已,为什么孟子到处讲仁义,到处吃瘪?为什么苏秦、张仪会那么吃香?这样比较下,就产生两个观点,在个人方面,我们就看到了孔子、孟子的伟大,他们对于苏秦、张仪的这一套不是不懂,他们全懂,可是始终不愿意引导人家走上这条路,始终要求人家讲基本的德性,并不在乎自己个人当时的荣耀,这是孔、孟个人的了不起。第二点,我们看出了,当时的时代为什么需要苏泰、张仪的这一套,这就讲到我们本身。我们现在两副重担挑在身上,一面要维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德业,政治的道德,人伦的道德,承先启后,这是一副担子。另一方面是要如何配合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而这个需要是讲利害的,但在利害之中,要灌输进去我们固有的道德文化思想,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处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也许在一两百年以后的历史上,会写我们非常了不起的好处,因为我们今日所挑的担子,比古人挑的还要重,还要困难。所以我们读了苏秦、张仪两人的传记资料,了解了他们当时的历史,拿来比较今天,就知道今天有如何的困难。因此大家有时间,不妨多读《史记》、《战国策》这一类书,不要以为这是古书,已经过了时。如果不变成书呆子,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发挥起来,非常有用处,透过了古书,更有助于现代情况的了解和进展。 上一页 wanjuanshu.com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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